高士其的伟大事迹有什么

高士其——卓越的科普作家

高士其(1905——1988),中国著名科普作家。生于福建省福州市,20岁从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先后就读于美国威斯康幸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不幸的是,在一次实验中他感染了甲型脑炎病毒,逐渐全身瘫痪。此后数十年间,尽管他“被损害人类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子上“,但依然向人们奉献了数百万字精美的科普文艺作品。

192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

高士其同每天一样,又是第一个来到了细菌学系实验室。他要给笼子里的豚鼠注射甲型脑炎病毒,然后取出它们的脑子进一步观察。说不上为什么,他的左耳道这几天发炎了,疼痛一阵阵加剧,身体也感到很疲劳。“要是能休息几天就好了!”高士其这样想。可是不行,他手中的实验停不下来。

“嘭!”正当高士其聚精会神工作的时候,他手中装满甲型脑炎病毒的试管爆裂了,毒液随之四溅,弄了他一身一手。同室的人见状,惊慌地呼叫起来。高士其并不害怕,他要征服这些毒菌。前些天研究一种食物毒菌,他还将一部分经过减毒的毒菌吞食下去,进行自身感染试验,令老师和同学们瞠目结舌。高士其迅速把破裂的试管做了处理,便又专心致志地继续试验。他没有想到,这次却种下了影响他终生的祸根。

半个多月后,他的左耳听不清声音了,脖子转动困难。最糟糕的,是一向挺麻利的双手却经常颤抖,怎么也不听使唤。这是怎么啦?高士其毕竟是正在攻读医学博士课程的高材生,他怀疑自己得了甲型脑炎。经医生诊断,他的假想得到了证实。患病的原因,就是那次破裂试管中的病毒顺着他正患炎症的左耳膜侵入小脑,从而破坏了小脑的运动中枢。医生预言,他最多还能活5年,好好安排后事吧!

高士其被判处了“死刑”,这个打击实在是太沉重了。他从医院出来,直觉得天旋地转,仿佛正沉落到一个黑洞洞的深渊,越陷越深。“难道一切就这样完了吗?”高士其痛苦地思索着,徘徊着。他是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来美国求学的,本来学的是化学,先在威斯康辛大学,后又转入芝加哥大学。就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传来了姐姐被霍乱夺去生命的噩耗。“病菌,又是可恶的病菌!”高士其想到了得白喉死去的弟弟,他眼睛射出愤怒的火焰,“我一定要消灭这些害人的小魔王!”于是,他放弃了心爱的化学专业,进入芝加哥大学医学研究院,决心做一名细菌学家。可是现在,和“小魔王”的战斗刚刚开始,自己又被击中了。

医生劝告高士其中止学业,立即回国休养。经过一番剧烈思想斗争的高士其,有自己的打算。尽管每周都要发一次病,发病时脖颈发硬;头往上仰,眼球向上翻;两手抖动不止,他还是坚持研究病毒、细菌,终于完成了医学博士的全部课程。

1930年秋天,高士其回到了阔别5年的祖国。这位海外游子是怀着满腔热忱归来的。而等待他的却是饥饿和失业。他曾在南京中央医院弄到检验科主任的差事,可连申请购置一台显微镜都得不到批准,这如何能行?他离开了。后来他到上海,住在一个窄小的亭子间,靠做翻译工作和当家庭教师来维持生活。由于经济困难,营养不良,他的病症加重了。这时,他与董纯才、张天翼、艾思奇等进步文化界人士有了往来。文思奇把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介绍给他,使他在艰难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他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消灭害人的“小魔王”,必须先消灭社会上的“大魔王”。从此,他便用颤抖的手拿起了笔,以此为武器,奔向擒拿大小“魔王”的战场。1933年,他的第一篇科普作品《三个小水鬼》发表了。1935年,又发表了第一篇科学小品《细菌的衣食住行》。此后,他便一发而不可收,短短几年就写出了上百篇科普作品和论文,为中国科学文艺作品的诞生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这个期间更改了自己的名字。本来,祖父给他起名“高仕棋”,“仕”反映其书香世家,“棋”则是现从康熙字典查来的,原因是算命先生说他五行缺金。 当他郑重地用起“高士其”这个名字时,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把“仕棋”两字的偏旁去掉,他认真地解释说:“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钱”

1937年夏初的一天,文思奇来向高士其辞行。“你到哪里去?”“延安!”艾思奇附在他耳边小声说。高士其激动了,攥住文思奇的手恳求一同前往。他这时行动已很困难,可心情相当迫切:“我一定要到延安,我一定能到延安,就是爬,我也要爬到延安去!”不久,他接到艾思奇从延安捎来的信,在“八一三”隆隆的炮声中离开上海,前往延安。他身体残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奔向延安,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两个月后——1937年的11月,他终于奇迹般地来到了宝塔山下。当毛泽东同志紧紧握住高士其的手,高声说出“欢迎你,中国红色的科学家”时,他觉得一股暖流直涌心间。那天夜里,他睡不着觉,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哦,我是一个不能走路的人。

不能走路

也来到延安

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

赶走日本强盗!

还我中华河山!

在延安,高士其的生命获得了新的力量,他以更加昂扬的斗志写作、讲课,孜孜不倦地工作着。而那里的医疗条件是很恶劣的,高士其的病情日益恶化,终于全身瘫痪。组织上全力挽救他的生命,派人护送他经重庆去香港治疗。此后,他辗转流亡于九龙、广州、桂林、上海、台湾,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一方面同疾病斗争,一方面坚持创作。诗歌《黑暗与光明》、《给流血的朋友》、《我的原子弹也在爆炸》等,科学论文《自然运动大纲》、《跃进三百年序》、《天的进行曲》以及《新科学与新民主》等,都产生在这个时期。这些作品笔锋尖锐,既阐述了自然发展的规律,也揭露了敌人的罪恶,表明高士其已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

1949年5月,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高士其经香港来到北京。在融融春色中,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了他,并安排他住进了北京医院。10月1日,他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庄严的开国大典。后来,他这样叙述当时的心情:“我能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在全国人民胜利的欢呼声中,我的病所给我的一切痛苦,都被胜利的风吹走了。”在北京平面胡同的一套房间里,高士其开始了新的创作生活。

每天,当太阳刚一升起,他便起床、穿衣,在别人的帮助下吃早点。然后,用10分钟时间做简单的医疗体操。接着是看报,首先是《人民日报》还有《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高士其的写作方式是很特别的。他瘫痪后,不仅腿不能走路,手不能握笔,下肢僵硬脖颈歪斜,而且连说话能力也逐渐丧失,听力也很微弱。每创作一篇作品,他都要把阅读过的重要资料分析、整理,反复思考,在脑子里形成初稿。当秘书在他身旁坐下时,他便一个字一个字地口述腹稿,由秘书记下来。他说话的声音很低,发音也不清楚,秘书必须集中全部精力才听得懂。有时候遇到一个难懂的名词,他必须反复地说十几遍,或在纸上写半个多字,秘书才能领会。到后来,他干脆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嗯嗯”、“呵呵”的声音,得由秘书或妻子接口型 “翻译”成文。就这样他一天天地都在写,每天只能写七八百字。写好之后,还要三番五次地反复修改。在差不多40年的时间里,高士其就用这种独特的写作方式创作了400多篇科普论文和科学小品、200多篇科学诗歌,汇编成20多本书,总计达500多万字。这是多么丰硕的成果!这又是多么艰苦的劳动!

高士其在用心血著述,在以生命创作。他的作品,每一个字都融进了科学真理、爱国激情和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为了搜集科普素材,他曾坐着轮椅到鞍钢、到大庆、到呼伦贝尔草原、到西双版纳丛林。即使在那寒凝大地、是非颠倒的日子里,他也不曾向恶势力屈服,继续着自己的事业。1975年1月,他趁参加全国四届人大的机会,当面向周总理陈述了对科普工作的建议;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又向中央领导同志呈递了加强科普工作的意见书。有时,他甚至因连续创作突发急症,经医院抢救方能脱险。然而无论如何,都不能使他放下战斗的笔,都不能停止他生命的追求,正如他在《生命进行曲》中所吟唱的那样:

在冰雪的南北极,

在炎热的赤道上,

在海拨两万尺的高空,

都能找到你的影踪。

饥寒、疾病和一切自然灾害,

是你的敌人。

你和死亡搏斗,

在生存斗争中取胜。

生命啊,我赞美你,

你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你歌唱欢乐的大地,

你歌唱喜悦的春天!

当社会主义祖国的春天来临的时候,高士其的科学文艺创作也走过了半个世纪的路程。1984年12月,人们在北京隆重集会,向他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和美好祝愿。此后,他依然一如既往,致力于科学普及工作,直到1988年12月19日逝世。

在悼念这位科学文艺作家的日子里,人们盛赞他的伟大人格,不断地吟咏他写下的赞颂天庭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诗句。其实,高士其本人就是一个盗火者——盗取人类智慧之火,“将科学和文明遍撒人间”。在中华民族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的伟大进军中,人们将永远不会忘记高士其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