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述曾的个人履历

1915年春，他与胞弟陶希圣同时考取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暑期起，工科调往北洋大学。1918年，预科毕业后升入北洋大学土木系。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风潮波及天津，陶述曾成为北洋大学学潮的策动者与领导人之一。1920年春，校长冯熙运借助军阀曹锐的军警压力开除了180 多名闹学潮的学生。北大校长蔡元培顶住了极大的压力，接纳被北洋大学开除的学生，陶述曾因此进北京大学土木系，并于1921年毕业。

大学毕业后，尽管学业优秀，家境小康，但他没有留洋，而是回到了他度过少年时代的黄河之滨，志向是想拯救黄河灾民于水火之中。先是应聘在“水利工程测绘养成所”执教，后被委派为“华洋堤”督工专员。在这期间，他看透了帝国主义侵华的狰狞面目和封建军阀政府的腐败，愤而离开河南。1924年，他又满怀“实业救国”的热情，回到湖北筹开蕲春寅山煤矿，他把公司起名为“振业”，同时全身心地投入了矿山建设。一年半后，正当矿山建设完成即将投产，安徽军阀陈调元率军西进，使矿场变成了战场，振业被战争摧毁了。

1927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革命军政府交通部韶赣国道工程局任技佐。此后的5年间，他一直工作在华南的交通线上。先是在韶赣国道第四测量队，后到广东韶坪公路工程处当技士，到粤汉铁路星韶段测量队任帮工程师，到粤汉铁路株韶段工程局任工程师兼分段长，长年跋涉在岭南的崇山峻岭之中。 1933-1936年，他应聘赴河南大学土木系任教授、系主任，并兼职为河南水利专科学校授课。同时还应聘兼任了河南河务总局技正，参加黄河防汛。

1935年夏，湖北发生特大洪水，汉江钟祥遥堤溃决，造成严重水灾，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故乡的这一消息紧紧揪住了陶述曾的心，无奈当时黄河也正涨大水，黄沁两河大堤紧张异常，使他无暇顾及研究家乡的水情。翌年6月，他带领河南大学与河南水专的十几名毕业学生，奔赴湖北钟祥参加遥堤堵口工程，任遥堤善后工程委员会工务主任。他运用黄河传统的堵口方法，与汉江的水情，泥沙、地质条件相结合，终于取得了堵口的成功。 1937年，他应邀前往海南，任琼崖铁路工程局第一测量队队长，测量海南的第一条铁路。抗日战争爆发，海南铁路停建，他又带领部分职工和设备转到湘桂铁路衡桂段工程局。当时的抗战形势急需修通湘桂铁路连通越南海防，以维系与国际联系的交通，修路任务相当紧迫。衡桂段工程局局长杜镇远任命他担任灵川桥工处主任，并限期完成任务。他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按期完成了建桥任务。

1938-1945年，整个抗日战争的8年时间里，陶述曾几乎全部参与了滇缅铁路、中印公路等交通建设工程。从在滇缅铁路当总段长、副处长，在中印公路当工程处副处长、总队长，在昆明飞机场工程处当处长，直到出任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处长、副总工程师，他为修建这些工程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那时的滇西，民族矛盾尖锐，情况复杂，自然环境恶劣，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再加上落后的工程装备，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广阔的襟怀和勇敢的胆识，是不敢去开拓这条崎岖而又维系民族存亡的道路的。尤其是澜沧江畔的无量山，山势挺拔，地形险峻，是滇缅铁路的困难工段，过去曾由英国人查勘选线。陶述曾对这里的地形地质条件反复研究后，重新订正了这条线路，使铁路坡度与长度都比原线优越，被誉为“陶氏线”。滇缅边境的勐定是全线中最艰苦的地段，“瘴疬”与“土匪”使人们不敢轻易进去，而陶述曾却主动挑起了修建西段工程的重担，在滇缅铁路测量和路基施工的4年中，他曾三进勐定，并且是在疟疾猖獗的雨季连当地人也回避的时候进去的。同去的员工大多数为这条抗战交通线献出了生命，他也多次染上疟疾险些葬身于林莽。 1946年春，他处理完军事委员会工程委员会善后事宜，又欣然领命出任黄河花园口堵口复堤工程局总工程师。挑起了让黄泛区人民在抗战胜利后能早日重建家园的施工重担。

黄河自1938年从花园口南流以后，成为一条没有尾间的河流，失去控制的洪水恣意肆虐在没有防范的平原上，居民村落一夜之间即可成泽国。而干涸断流8年的黄河故道两岸，原有的大堤，或被沿堤挖战壕，或被开为大车缺口，甚至被挖平了种庄稼，如果不修复故道的河道堤防就堵塞花园口，无异于让黄河洪水在故道造成新的泛区。陶述曾在1946年4月到工地查勘后，对这一形势认识是很清楚的。然而，当他从故道查勘后到达花园口堵口工地时，眼前的情景却使他万分惊讶。原来，堵口工程在美国联勤总部委派的顾问，美国工程师塔德的指挥下，在3月1日就开了工，1 460米宽的决口，已捆厢进占了1 060米，只剩下400米宽的口门。黄水在口门中湍急奔泻。塔德计划要在当年大汛到来以前的6月将口门合龙闭气，情势紧急，一定要阻止塔德计划的实施。陶述曾顾不得旅途劳顿，立刻以总工程师的身份编制了一份施工计划。但美国顾问塔德拼命反对这个计划，并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

陶述曾因此离开工地，塔德则日夜赶工，架桥抛石。无奈黄河伏汛6月28日就抵达花园口，数日之内，所搭栈桥尽被冲没。塔德面对滔滔黄水，只得承认失败。为此，原堵复总局局长引咎辞职，由朱光彩继任局长。朱光彩电请陶述曾复任总工程师。他返回工地后，发现口门河势刷深剧烈，原设计的栈桥平堵方案已难施行，便重做设计，创造性地在黄河上采用双仔戗立堵的方法，终于在1947年3月胜利完成了这个在黄河史上最后的堵口工程，便黄河安然流回了故道。

花园口竣工以后，陶述曾就任了交通部广州港工程局局长职。经过数月在人员、机构、经费、房屋上的筹备，开始了对广州港的勘测、规划设计和研究工作。由于日军撤退时在黄浦港抛下了大量枪枝弹药和炸弹，工作进行得相当艰难。经过大半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规划设计，并做了建港模型报送交通部。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进展神速，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眼看南方大港计划已不可能实施。他于年底返回了家乡武汉。 1949年2月，他受聘任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厅长。中***地下党支持他就任，并利用这一职务保护好解放前夕武汉市的建设设施。他就在这个岗位上，在我党的领导下迎来了中华人民***和国的诞生。

解放伊始，武汉百废待举，他主动接过大冶源华煤矿公司董事长的重担，四方奔走借贷筹款，积极开掘新井，三个月后，煤产回升，缓解了武汉市的供煤紧张状态。

1949年8月他欣然应聘为武汉大学土木系教授。为了把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传授给学生，他经常工作到深夜，亲自撰写教材。在武汉大学，他是学生们最热爱的教授之一，他的学生有不少现在已成为知名学者。

6月，他出任湖北省防汛总提挥部副总指挥长，挑起了江汉防洪的重担。在历史上长江洪水灾害十分频繁，对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威胁。陶述曾有丰富的黄河防汛经验，他一上任就跑遍了江汉平原，查勘长江，汉江河势，调查堤防围垸的历史和现状，研究险工险段的防护，并且通过地质考察，指出了江汉平原堤基青沙层的普遍存在是影响堤防安全的严重隐患。 1954年，长江发生百年未遇的罕见特大洪水，武汉关水位达到创记录的29.73米（吴淞高程），远远超过1931年和1935年的洪水水位。此时陶述曾受邀任市防汛总指挥部总工程师。当时环绕武汉市的大堤全长147公里，堤基情况复杂，堤防质量较差，堤顶高程普遍偏低，防汛难度极大。他首先派出总工程师室的全体工程师去现场摸清堤防情况，对全体防汛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协助总指挥长健全防汛抢险的组织机构和物料供应。同时，他还日以继夜地赶写《防汛与抢险》小册子，印发到基层指挥员与技术人员手中，指导他们正确判断险情，运用恰当方法抢救。随着江水位不断猛涨，根据水情预报，参与总指挥部制定了五次大的加堤战役，始终把大堤的加高加固抢在洪水上涨之前。每一次重大险情，他必到现场亲自指挥。在防汛抢险中，他批判了过去习用的一些错误经验，提倡科学方法，如采用导渗的办法处理漫浸，用倒滤井的办法处理管漏，用木排防浪减轻对大堤的冲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打桩、沉船、抛石、压浸等方法更是制订出技术规定不准滥用。他言传身教，要前线指挥人员处险不惊，分析堤情水情，找到险情的原因再适当处理。不仅节约了大量工料，也提高了排险的保证率。他根据水情的变化（如上涨阶段、高水位持续阶段、退水阶段）和武汉市堤防的具体情况，预先指出可能发生的险情种类、预防措施和抢险方法，写成文章发表在《长江日报》上，对全面指导防汛抢险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在防汛抢险中合理运用科学技术，为抗洪斗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54年冬，湖北省江汉干堤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堵口复堤工程，他又亲临各个主要工地指导工程施工。

1955年4月，湖北省水利局改组为省水利厅，他出任省水利厅厅长。1962年，任湖北省副省长，仍兼任省水利厅厅长，直至1966年。在这期间，湖北省的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