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实中国古代火炮，差距是怎样拉大的 转

黑火药最早由中国人发明似无疑问，而最早的管形火器，一般认为是南宋绍兴三年（1132年）陈规守卫德安时用巨竹制造的“火枪”，是目前所知世界上使用管形火器的最早战例。《金史》中所提到的“飞火枪”，即在普通长枪的枪头后部绑扎一个装有火药的筒（通常是纸制的），作战时点燃筒中的火药，喷出火来用以烧伤前来格斗的敌军，火药烧尽后则可同一般长枪一样格斗扎刺，这种玩意类似喷火筒。另一类“火枪”就是陈规用巨竹制造的，每支用两个人扛抬发射，点燃后喷射火焰烧向敌方，这已是一种原始的管形火药火器了。枪炮应该是喷火筒的合理延伸，因此很快出现了近代枪炮的前身。

一、 火炮在东西方的发展：

公元12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制造了发射“子窠”的“突火枪”，此枪用大竹筒制成，内装火药，还安有“子窠”，作战时点燃火药，利用火药燃烧后产生的作用力射出“子窠”。如果“子窠”就是子弹这一推测正确的话，那末这种“突火枪”可以算作近代枪炮的前身。在元代中期，这种管形火器由竹制改用金属来制造以后，被称做 “铳”。

　元明铜铁制火铳传世及出土的很多，按新华网哈尔滨2006年8月5日电讯（记者呼涛），经有关专家学者研究认定，内蒙古新发现的元代火铳是迄今为止所发现中国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铜火铳,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火炮。

　这件火铳发现于1987年7月，1998年10月入藏蒙元文化博物馆，并于2004年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历代战争和战略研究室、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有关学者***同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火炮。为铜质铸造,铳形为碗口铳,全长34.7厘米。铳身竖刻两行八思巴字铭文表明其制造于“大德二年”,即1298年。在以往发现的元代铜铳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实物是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至顺三年（1332年）碗口铳。（《文物》杂志1962年第3期）此次新发现的内蒙古铜口铳,比至顺三年铳早了34年,成为一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火炮。

可确认的是在 13 世纪末和14世纪初，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火炮的雏形，说明中国传播到西方的是火药知识，而非直接的军事发明。火炮应该不是一地一人的偶然发明创造，而是在中国火药武器知识影响下，东西方各国分别独立发展起来的。

明初火器有较大的发展，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正统之后，一则由干承平日久，没有发展.火器的迫切要求;一则由于统治阶级“恐传习漏泄”, 进行封锁，如“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明史》卷九十二《兵志四》），所以火器发展基本呈现停滞状态。但在西欧，自13世纪末14世纪初开始火器的发展后，由于各国间和各国内部争战不已，火器得到了迅速发展。到嘉靖年间，中国人反倒要向西方学习。

　例如，在中国明代中期，嘉靖四年(1525)制造的“毒火飞炮”，发射用生铁制造的爆炸弹，这是中国火器史、也是世界火器史上最早发射爆炸弹的火炮。开始使用短身管的火炮发射爆炸弹丸，这可谓最早出现的榴弹炮。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及宣大总督翁万达的上疏中有关毒火飞炮的记叙是对这种火炮的最早文献一记载。（周谷城主编 刘旭著《中国古代火炮史》p48）

而在在欧洲，捷克人在1419年至1436年的胡司战争中，首先使用了手炮---一种短身管的火炮-----榴弹炮。“榴弹炮”( Howitzer)这一术语，也来自捷克文(Hou fnice). 15世纪末，意大利和德国也出现了发射石霰弹的短管炮。早期火炮使用的弹丸形形色色，从金属箭头，铜炮弹、铅炮弹、铁炮弹、到石头炮弹都有。到16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已普遍使用身管较短的滑膛炮发射球形爆炸弹丸，但中国仍然主要使用实心弹，使用“开花弹”的火炮种类不见增多。在《筹海图编》、《武备志》中提到的火炮仍然以发射实心弹为主。《武备志》卷122至123记载了明代使用的十七种火炮，从文字和图形上来看，其中发射圆形实心弹的十三种，发射空心弹的仅一种，发射空心弹的占全部火炮的6%。

在中国的元末明初（1 4世纪后半期），大口径臼炮出现。现出土的这个时期铸造的铁炮，有的口径较大，几乎呈喇叭状，如上述至顺三年（1332年）的碗口铳也可算是。这些炮用来发射石弹，应是现存最古老的臼炮。据明史记载，洪武年问铸造的碗口铳，全长为315--520毫米，口径在100-109毫米，重8.35---26.5千克，铳口敞开，便于装填石弹。洪武十八年(1385)永平府(在今河北卢龙)制造的大碗口铳，全长520毫米，口径108毫米，重26.5千克。此铳1972年在河北宽城出土，是当年明军守御宽城所用的守城炮。1965年在湖南株洲发现的大将军炮，明代正德六年(1512)十月铸造，全长810毫米，口径220毫米，重348千克，已是当时较重型火炮了。（《世界军事宝典.兵器卷》216-217页

在欧洲早期火炮几乎都是臼炮，应是从调制混合药物的石臼而来。这些石臼炮的尺寸不大，装药量也不多，发射石弹的杀伤力有限，估计只是起心理震撼作用。而到15-16世纪出现的欧洲臼炮，其技术已追上中国。如名叫“达勒.格里特”(Dulle Griete)的根特射石炮，口径为25英寸(635毫米)，发射700磅(317.8千克)重的花岗岩石弹。俄国的巨型射石炮，身管长9英尺(2.74米)，口径达36英寸(914.4毫米)。另一门由苏格兰王詹姆斯二世1460年订制的著名火炮是 Mons Meg，长 4 公尺（13 英尺 4 英吋），口径 50.8 公分（20 吋），可发射重350磅(158.9千克)的石弹，现正保存于英国爱丁堡。（《枪械发展史.第2章》）

三、明朝人见识到的西方火炮技术

当西方人终于来到中国沿海时,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了西方火炮的厉害。中葡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屯门之战”（1521年），按《广东通志》记载：“檄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官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遗其铳械”。此役明军耗时8个月，多次被葡萄牙人“数发铳击败官军”。此铳就是著名的“佛朗机”，此战后为明军引进仿制。其实，明朝在弘治年间(70年前)已有走私海商经东南亚获得过这种武器，只不过当时没给这种武器起名,也没加以研究仿制，等战场上吃了苦头才开始认真研究起来。据胡宗宪《筹海图编》记载，佛郎机炮“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于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包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放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此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战，则无用也。”后来，明朝兵部铸造一千多佛郎机大炮，名为“大将军”，下附木架，可高可低，发放于三边守军。“然将士不善用，迄今莫能制寇也。”

近80年后荷兰人又来到了中国沿海，此时中西火炮技术差距更加大了。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七月，由韦麻郎率领的两艘荷兰巨舰及二中舟先后抵达澎湖，其时因汛防结束，明朝汛兵亦已撤走，于是荷兰人如入无人之境，在这里“伐木筑舍，为久居计。”（《明史.和兰传》）。此后, 荷兰海船游弋闽粤沿海, 其坚巨高广日益为沿海军民所认识。福建将领朱文达说:“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工, 合闽舟师, 不足撄其锋”。 (张燮《东西洋考》卷8 税考)明朝福建官方对于荷兰人的“巨舰大炮”毫无抵御之方，只有想法子以“互市”为饵，诱以退出澎湖，移舟远去，以便以“扬帆归国”奏报朝廷，了结此事。这时新任福建巡抚南居益到任，朝廷明令福建当局把“红毛 ”赶出澎湖，南居益苦思破敌之策。此时荷兰人的战舰封锁了漳州海口，南居益亲身体验了荷兰的“巨舰大炮”，他在〈谨陈闽事始末疏〉中说：“……见大海澎湃中，万难接济战。夷舟坚铳大，能毒人于十里外，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

明人沈德符所撰笔记《万历野获篇.红毛夷》记载了明军与荷兰军远距离海战时的史事，荷兰人所施放的红夷炮:“第见青烟一缕，此几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

明朝人把荷兰火炮战舰看作自己无法对付的庞然大物和难以逾越的海上屏障；“我舟高大, 不及彼五分之一, 而欲与争胜于稽天巨浸中, 必无幸矣”。 (史澄《广州府志》卷120《崔奇观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