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上被低估的三位刘姓文学家

——刘向、刘义庆、刘勰其人其事

刘向传经心事违

杜甫在一首诗里，写了这么两句：“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刘向，大家似乎并不陌生，他是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

但很少有人明白，刘向到底有什么样的经历，让饱经忧患，迭遭磨难但依然固执地守候着理想，痴情地翘盼着长安的杜甫，同病相怜般地发出如此深沉的浩叹？

刘向原本是要做一个政治家，但时代把他逼向了学术。

刘向十二岁开始涉足官场，一生嫉恶如仇，刚正不阿。因敢于同弄权的外戚宦官相抗争，而被当权者视为眼中钉。虽然刘向屡遭挫折，仍不屈不挠，曾先后三次受害入狱，最终被废为庶民，在穷困潦倒中度过了十余个春秋。

杜甫叹刘向命途多舛，实际上是叹自己。但他何尝不明白：世上的政客，过去有的是，现在有的是，将来还有的是，少了哪一个，历史不会因此而停滞不前，而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世上少了一个政客，多了一个文化艺术大家，这是民族之幸。杜甫浩叹的根源在于：那个时代，检验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不是艺术，而是功名！

跻身政坛落魄失意，屡遭顿挫，但转身走向了文坛，最终在文坛上留下了闪光的名字。对此，刘向是否庆幸自己的选择，无从考究。但他总校群书，开创了我国的目录学和校雠学；他著作等身，成为两汉文化史上惟一能与司马迁学术地位比肩的大学者，备受后代的敬仰确实不争的事实。

汉成帝时，刘向受诏校阅整理皇家堆积如山的先秦古籍。撰叙录全文汇编成《别录》20卷。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书目解题式图书总目，也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开山之作。

刘向还是西汉末期代表作家之一，他的散文用意深切，辞浅理畅，平易近人，在舒缓的叙述中流露了他匡救时弊的热情。

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诸人的仿骚作品，编成《楚辞》，屈原的名字和他的作品如今名扬四海，刘向厥功至伟。

刘向根据战国史书整理编辑了《战国策》，“战国”之说由此而来，这不能不说是刘向对历史的巨大贡献。

一个人，即便能有刘向诸多成就中的一项，就应该青史不朽了。而刘向有如此成就，在学术史上的，堪称泰山昆仑，泰斗宗师，但，他的遭遇使尴尬的，妇孺皆知司马迁，甚至司马相如，有多少熟知刘向呢？为什么历史会低估了刘向？谁知道呢？

大隐隐于朝

刘义庆是个王爷。他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袭封为临川王。“王爷”这个称谓，在大多数中国人心中，几乎是个贬义词。因为一提起王爷，大家首先想到这些词：斗鸡走狗，声色犬马，荒淫无度，专横跋扈。所以，大多数“王爷”等同混蛋。

刘义庆这个王爷却相反，他才智过人，好学博闻。王爷有本事也麻烦：因为江山社稷是自己家的，搞不好哪一天那顶王冠会冷不丁砸在自己头上，正因为有这种可能，所以王爷们多事，就爱做这种梦。这种梦一旦被手下猜着，就会想着法迎合你，鼓动你，于是，王爷常常是帝王的眼中钉，所以，王爷的位子既显赫，但也充满凶险。

刘义庆这个王爷又相反，他是个“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的人，心境淡泊，与世无争。

他似乎也不是天生的“不求上进”，但他的伯父刘裕首开篡杀之风，使得宗室间互相残杀。因此刘义庆也惧有不测之祸，所以他的便想着“超脱”，想着“闲逸”。

但因他在诸王中颇为出色，深得宋武帝、宋文帝的信任，且十分被看重。一路走来，平步青云。27岁升任尚书左仆射﹝相当于副宰相 ﹞，位极人臣。但他似乎受不了“高处不胜寒”的感觉，29岁便乞求外调，解除左朴射一职。

任江州刺史之后，38岁开始编撰《世说新语》，这是一部志人小说集。这部书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的遗闻轶事。所记虽是片言数语，但内容非常丰富，广泛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士族阶层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及其清谈放诞的风气。这部书对后世笔记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仿照此书体例而写成的作品更不继其数，在古小说中自成一体。书中不少故事，或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的素材，或成为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就常常从中寻找素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鲁迅先生称它为“名士的教科书”。

这部小说的地位究竟该怎么评价，前人似乎都有定论。但我想说的是，看看中国小说史的历程，看看它在中国短篇小说发展过程中草创体制的贡献，看看它三言两语勾画人物细腻传神的功力，就不能不令人叹服。

但《世说新语》在文学史上似乎不是热门。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倡扬文人最好的生活态度是“栖逸”或“隐逸”，但作为一个王爷，尤其是被帝王欣赏器重的王爷，如何避开权力中心，喧闹繁华？刘义庆走的几乎是“大隐隐于朝”的路，身在闹市，心在尘外。

幸无名利路相迷

刘勰以迥然不同的方式，让世人记住了他。

刘勰曾自述，在他七岁之时，梦见一片五彩祥云，犹如锦缎般美丽，便“攀而采之”。显然是说自己少有大志。但不幸的是，刘勰8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在母亲的陪伴下，刘勰刻苦攻读，立志“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聘绩”。在贫苦中求学，与母亲相依为命，不幸的是母亲也在他二十岁的时候，因积劳成疾去世了，刘勰为母亲守丧三年后，已逾时俗的婚龄，再加贫穷，无以娶妻，以至于终身未婚。永明八年(490年)，齐武帝下诏，公卿以下，各举所知贤才，随才受职。这使处于苦闷中的刘勰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他抱着被举荐的欲望，离开家乡，奔走于建康城内的亲友故旧之间。但茫茫人海，谁会举荐一个孤儿呢？

举目无亲的刘勰最中踏入了钟山名刹定林寺，投靠当时的大德高僧僧祐。刘勰认为定林寺是个可去的地方，退可以有一个读书吃饭的地方，还可以避役；进可以有机会见到政要，或许遇到伯乐。十余年寄居寺院，他只是在寺院作为帮工，助佑校经，另外做些杂役，寺院并没有使刘勰成为一名佛徒。因为刘勰自幼深受其儒家思想的影响，渴望功名，因此，虽然身居佛门，却心系仕宦，成名成家的思想使他不能安于现状。

据说，刘勰三十岁的时候，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手捧着红色的祭祀之器，跟着孔子往南走。身居佛家寺院的刘勰却梦见了孔夫子，可见其无出家之念，而只是想建功立业。

但是，一个寺院的“杂役”，一个卑微的草根，在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即便学问再高深，名声再响亮，也没有谁伸手拉他一把，把他拉上熙熙攘攘的仕途。刘勰是清醒的，也是超脱的，没有仕途的羁绊，“幸无名利路相迷”，反倒使他静下心来，从事学术探讨。

古人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所谓“三不朽”，能居其一也就可以不朽了。于是，刘勰把目光放在了“立言”上面，决心写一部旷古绝今的“论文”之作。呕心沥血4个春秋，刘勰在定林寺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光辉夺目的一章――《文心雕龙》。意思是写文章必须用心，就像刻镂龙纹那样精雕细刻，最终才能创作出美的作品。

《文心雕龙》在关于文学创作、文学史、文学批评的众多问题上，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了显著的提高，提出了相当系统而富于创新的意见，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一次空前的总结，体大而虑周，风格迥异，独树一帜，成为一部“论古今文体”的千古奇书。

书成之后，虽曾在文人间传开，但并未为时流所重，然而刘勰却深知其书的学术价值。于是决计取定于文坛领袖沈约。由于沈约贵盛，刘勰无由自达。于是便背上他的书扮作货郎，等候在沈约常来往的路上。当沈约车辆到来之时，他上前献书，沈约便命仆人取来试读。沈约被文章打动，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随时研读。

今天，想沈约这样的人太少，我们不怪今人，怪只怪，《文心雕龙》太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