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液仙的人物生平
方液仙，祖籍浙江镇海，1893年生于上海。先辈世代经商，在上海、宁波等地广开钱庄、银楼，仅钱庄就多达25家。在上海、宁波、杭州、绍兴、湖州、南浔、南京、汉口、宜昌、长沙、沙市等地经营钱庄、糖业、沙船、银楼、丝绸、棉布、药材、南北货、典当、渔业、书业、房地产业等。至其父方选青一代时，因经营不善，加之外商倾轧，钱庄纷纷倒闭歇业。方液仙出生时，家中只剩下几家钱庄。
方液仙少年时曾在上海中西书院就读，后因有兴趣于化学，拜公***租界工部局化验师、德国人窦伯烈为师钻研化学。他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频遭外敌欺凌，国内工业凋落，遂萌生兴办化学工业，以实业救国的心志。他自己出资，在住所设立了化学实验室，白天听老师教授，夜间闭门潜心试验。在此基础上，他与亲友合资开办了鼎丰珐琅厂、龙华制革厂、硫酸厂及橡胶厂。这些企业，均属国人首创，只可惜资金薄弱，又因洋货充斥而销路滞塞，先后倒闭。
挫折接踵而来，但方液仙仍砥砺奋进。鉴于市场上舶来化妆品倾销，他考虑再三，决定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社（下简称“中化社”），试制化妆用品。其父因他接连办厂败北，不予拨款。方液仙转而向母亲求援，母亲被感动，拿出私蓄1万元给儿子垫本。1911年，“中化社”在上海圆明园路安仁里挂牌。这年，方液仙才18岁。方液仙与工人、学徒，夜以继日奋战在车间。他亲自配料、操作，每晚中夜而眠，风雨寒暑不避，终于试制成功了牙粉、雪花膏、生发油、花露水等产品，并雇人挑着产品穿街走巷叫卖。但由于销路打不开，亏损颇多，只三四年，1万元本钱又蚀光了。
亲友均劝他停业，他却回答说：“古往今来，凡成就大业者，绝无不先作牺牲者。”之后，仍想方设法自筹资金，甚至不惜典衣当物，又苦口婆心，以民族大义说动其舅父李云书等投资。凑满5万元，他又继续生产化妆品，并附带生产皮鞋油、果子露等，还设置了发行所，雇用推销员，使情况稍有好转，但仍年年亏损。至1919年初，“中化社”又面临资金困境，方液仙不无感慨地说：“我们的产品是香的，生意却是臭的！”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给民族工商业带来了生机。同胞均以买国货为荣。各商店、摊贩纷纷向“中化社”订购国货商品，“中化社”发行所里，订货批发者纷至沓来，即使加班生产也供不应求。
“中化社”绝处逢生，方液仙深受鼓舞，立即着手研制新产品，并要求其叔父、上海钱业巨子方季扬投资。方季扬见“中化社”生意兴隆，遂投资1.6万元。方液仙于是将“中化社”改组为股份两合公司，自任总经理，由方季扬出任董事长。生产发展，利润增加后，方液仙审时度势，又建立厂房，雇请技师、工人，专门生产化妆品及牙膏。1923年，续建第二厂，专门制造味精、酱油精，与吴蕴初的天厨味精一起，把日本的“味之素”挤出了中国市场。1928年，方液仙建立第三厂，制造蚊香，附带生产淀粉等。在方液仙的苦心经营下，“中化社”面貌日新月异。1935年，资金增加到l00万元，方液仙将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董事会，并自任总经理。3年后，增资为200万元，遂再建第四厂，制造肥皂、甘油、薄荷油。其设备、规模在当时上海滩均属首屈一指。
为能配套生产，降低成本，形成原料加工、成品包装一条龙，方液仙又兴建了一批直接为“中化社”服务的工厂，如生产玻璃的晶明玻璃厂、生产牙膏软管的中国制管厂，以及碳酸钙厂、盐酸厂，并设立总管理处，下设六部三室九科，在天津、南京、汉口、青岛、重庆、广州、香港等地设立发行所，还向南洋各埠派出专职推销员，产品源源运销全国各地及南洋诸国。至此，“中化社”业务蒸蒸日上，成为旧中国日用化学工业规模最大的公司。 20世纪初，日本的野猪牌蚊香独霸中国市场。早在1915年，方液仙业已着手制造国产蚊香，但当时日商对蚊香制造技术严格保密，只知其主要原料为除虫菊，其他一无所知。方液仙于是以学得的知识验析蚊香的配料比例，琢磨其制造方法。然后从日本购进少量除虫菊，请来了一位香烛店老师傅，反复试验，终于用手工注压出了盘型蚊香。点燃后，驱蚊效果尚可，但香体松而脆，极易断裂，运输、贮存、使用均不方便。
方液仙决心把日本机制盘型蚊香技术引进国内，便选派得力助手李耀斌东渡日本，通过“中化社”驻日专员郭永康多方活动，入野猪牌蚊香厂充当苦力工人。李耀斌不负重托，悉心揣摩钻研，终于掌握了全套技术，带着机器图样回国。方液仙拨出专款置办机器，作机制试验，终获成功。随即批量生产，并命名为“福禄寿三星牌蚊香”。从此，国产蚊香开始跻身市场。
三星牌蚊香一问世，立即受到野猪牌蚊香的倾轧。日商凭借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等优势，采取降价、送赠品等手段招徕顾客，欲把三星牌蚊香挤垮。面对强敌挑战，方液仙以“国人爱国货，请用国产三星牌蚊香”作号召，收到了良好效果。
同时他也在生意经上下工夫，方法一是优待批发，货先发而后收款。每年5月蚊子出现时，向批发商发货，待中秋节过后方才结账收款，且剩货可退。因见推销三星牌蚊香有利可图，一些小本摊贩，甚至无业者都来批发。三星牌蚊香销售网点遍及大街小巷，“国货三星牌蚊香”的招贴到处可见。方法二，是对推销员采取分级累计销售奖励制，推销1万元以上的，给3%奖励；2万元以上的给4%；3万元以上的给5%……以鼓励多销多得。方法三，退盒有奖。顾客购买三星牌蚊香后，将盒子退回，可得一份奖品，诸如手帕、毛巾、牙膏等，这既增加了消费者的实惠，又降低了生产成本，更能招揽顾客。
生产三星牌蚊香的主要原料除虫菊，初时均向日本购买。方液仙认为不应向日人进口原料，遂召回了常驻日本的采购员，改向美国进口除虫菊，以解决抵制日货与原料供应的矛盾。不料从美国运来的除虫菊里，发现有日文说明书，经问询得悉，美国也不生产除虫菊，只能购自日本后转手卖给中国。方液仙认为：日本与中国地理位置相同，彼能种植，我亦应能种植，遂在上海苏州河畔的安浪渡和虞姬墩创设种植场，聘请农学专家俞成如负责试种。试种成功后，又在浙江温州、临平，江苏南通、海门的农村推广种植。考虑到菊农缺乏资金及担心赔本，他主动借给钱款，又通过银行向他们提供免息贷款，还与他们订立契约，除虫菊价以米价折算，以不使他们因货币贬值而吃亏。为使多产多收多卖，方液仙又请来技师，去菊农处作指导。菊农因此积极性倍增，种者请求扩种，未种者要求种植，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加，终于使原料完全自给，不再向日本进口。
几经努力，三星牌蚊香终于站稳了脚跟，原处于垄断地位的野猪牌蚊香每况愈下，至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几乎已在中国市场上绝迹。 方液仙的成功之道中，除了对产品质量的严格把关和对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他也非常重视广告和推销。比如规定每年从营业额中提取0．3%作为广告费，又高薪聘请资深媒体人朱惺公为广告科长，专门为三星牌产品撰写报刊广告文稿。朱惺文专门为三星牙膏设计了奖券广告，并起名叫做“玻璃管里的秘密”。在牙膏管内放一个小玻璃管，管内放三种彩券，分别面值1元、5元、10元。更引人注目的是，还设有“福禄寿”三星奖，凑齐“福禄寿”三星的幸运消费者便中头奖，可以获赠一所住房。这样一来，购买三星牙膏的消费者更多了，不少人还会一直坚持用这个牌子。
中化社还专门组织“国货广告旅行团”，长年奔波，从上海到西安、四川，甚至到云南，每到一处，都树立中化的路牌广告。中化社的各类产品真正做到了妇孺皆知。 方液仙除了对产品质量严格把关、推销有道，还非常重视做广告。比如规定每年从营业额中提取0.3%作为广告费，又高薪聘请资深媒体人专门为三星牌产品撰写报刊广告文稿，还特设“福禄寿”三星奖——凑齐“福禄寿”三星的幸运消费者算中头奖，可以获赠一所住房。
另外，“中化社”还专门组织“国货广告旅行团”，从上海到西安、四川，甚至到云南，每到一处，都竖立“中化”的路牌广告。
上世纪30年代初，音乐家刘雪庵创作了一首探戈舞曲。1937年2月，上海艺华影业公司受“中化社”资助拍摄故事片《三星伴月》，导演方沛霖请刘雪庵写片中插曲，刘雪庵就将5年前创作的曲子交给了导演，并由编剧贝林(笔名)填词，于是就有了这首脍炙人口的《何日君再来》。
这部电影讲述实业救国、开办化工厂的实业家与女歌星的相爱故事，剧中女主角的饰演者是大名鼎鼎的“金嗓子”周璇。在周璇的演绎之下，这首歌红遍上海滩，而嵌入片名中的“三星”产品名也深入人心，成为绝妙的广告。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强占了我东北三省，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席卷全国。方液仙与上海的黄炎培、胡厥文、蔡声白、蒉延芳等素有交往，他们常聚会一堂，议论时局，探索振兴实业、救我中华的途径。为进一步打开国货厂商产品的销路，反击日本侵略，方液仙采纳“中化社”总务科长李康年的建议，决定集合部分国货工厂专售国货。他联络了胜德织造厂、中华珐琅厂、美亚织绸厂、中华第一针织厂、三友实业社、五和织造厂、华福帽厂、一心牙刷厂，连同“中化社”***9家上海较大的国货工厂，在原绮华公司旧址举办“国货临时联合商场”。
方液仙特地选择1932年“九·一八”一周年纪念日，作为国货商场的开幕日，意在唤醒民众毋忘国耻。
9厂国货商场廉价销售18种名牌国货，如绣花手帕、人造牙筷、美味观音粉（味精）、香皂、被单、袜子、卫生衫、牙刷、高等呢帽、面盆、纯丝双绉织物等等。由于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宣传及国货商品的质量能与日货抗衡，因而顾客盈门，原定廉价销售7天，根据广大消费者要求，延期一天，以酬答爱用国货同胞。为向民众表明，国货商场并非只为赚钱，而是心在国家民族利益，经方液仙提议，9厂一致同意，把营业额总数的5%提出，由顾客投票决定，捐献于某项公益事业，如慰劳前方抗日将士、创办伤兵医院、赈济难民等。
8天廉价售卖后，按原价销售，依然购者踊跃。9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虽然只开办了两个月，却给各国货工厂销售了不少国货，更大的意义在于：这是一次收效巨大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上海人都知南京路有个国货商场，无不以亲临游览购货为快事。
9厂国货临时联合商场的兴旺景象，使方液仙看到，国货市场前途无量，遂萌生了开设永久性国货商场的念头。经多方奔走接洽，由“中化社”、美亚织绸厂、五和织造厂、鸿新布厂、华生电器厂、中华珐琅厂等国货厂家集资10万元，租借南京路大陆商场为公司营业处。
1933年2月9日，正是元宵佳节时，上海中国国货公司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隆重开幕。总经理方液仙满面春风，向各界来宾及观礼民众致欢迎辞：提倡国货，这口号虽已喊了一二十年，然进口洋货却是年增一年，为何抵制洋货功效甚微？是因为没有结合的团体，没有销售的机关，所以国人对国货了解浅微，不识国货与洋货之分别……他的讲话，引得全场掌声雷动。剪彩过后，人流蜂拥而入，国货柜前参观购货者熙熙攘攘。
方液仙在上海各大报连续刊登中国国货公司开业公告，以“国人应用国货”相号召，并将营业宗旨8条公之于众。
为使中国国货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国货总库”，方液仙打出了“推广中国国货，运销各地土产”的响亮旗号，派出精干的采购队伍，奔赴全国各省区，选购当地的土特产品。公司商场中，陈列有各国货厂家的名优产品及各地特产，可谓琳琅满目，荟萃精华。当时流行的名牌商品、著名土特产品，只要顾客能点出的，就能买到。
方液仙特别强调营业员的服务质量，规定营业员上柜时，一律佩戴印有编号的公司徽章，以便接受顾客监督；对顾客笑脸相迎，有问必答，即使生意不成，也应点头微笑目送；必须熟悉各种商品的产地、特性乃至食用、使用方法，以便随时备问。公司还开设了方便顾客的服务项目，如邮售代寄、送货上门、发行礼券、代送婚嫁礼品且免收车费……
由于中国国货公司商品繁多、服务优质，又采取廉价销售、薄利多销等方针，使供需双方各得益处，且人心向往爱国，无不视购买国货为爱国行动，故而货如轮转，产销两旺。
为了向外地扩展国货业务，方液仙联络吴鼎昌、蔡声白、吴蕴初、王志莘等工商界知名人士，于1937年5月在上海创办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向各省区推销各国货厂家产品，先后在南京、郑州、西安、青岛、镇江、重庆、昆明、贵阳、长沙、桂林、汉口、成都等大中城市设立了中国国货公司。这不仅为弱小的民族工业厂商提供了销路，还推动了全国各地抵制洋货、振兴国货运动的发展。由于方液仙在国货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他被社会各界誉为“国货大王”。 惨遭杀害1940年7月24日晚，方液仙突然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此人在电话中说:“南洋来的一位大商人要和你洽谈生意，你见不见面？”方液仙问明生意项目，答应见面。约定次日上午在国际饭店见面。7月25日清晨，方液仙如约出门。讵料，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原来，这是一个骗局。那个谈“南洋”生意的电话是汪伪特务设下的毒计。这天早上，绑匪们埋伏在上海星加坡路(今余姚路)方宅门边，方液仙的轿车一出院门，众绑匪一拥而上，挡住轿车去路。方液仙的保镖立即掏枪，被绑匪头目顾宝林连开7枪当场打死。拥进车内的绑匪挟住方液仙，逼迫司机朝西开。 方液仙被绑时的喊叫，被方宅和周边居民听见，几个仆人及租界安南巡捕闻声举枪冲来。情急之下，绑匪将司机一脚踹到车下，自己开车掉头往东，一路疾驰而去。 绑走方液仙，顾宝林看到租界巡捕追来，把车开到景云里22号特务组织的又一据点。顾宝林给方液仙打了一针麻醉剂，致其再度昏迷，再悄悄运到“76号”交给吴世宝。 吴世宝，原名吴四宝，是李士群手下的得力干将，他用暗杀、爆炸、绑架等手段残杀抗日志士、爱国人士，为当时上海一霸。吴世宝为什么要绑架方液仙？一来方在政治上不与日伪合作；二来方是巨商，在他身上可以大捞一票。 “肉票”到手，吴世宝对苏醒过来的方液仙说:“你是因为和重庆蒋介石方面有联系才‘被捕’的，现在赶快‘认罪’。”吴世宝露出真面目，要方液仙写信回家，叫家里拿钱赎人。不料，方液仙不吃这一套，他严词拒绝其一切无理要求，并痛骂吴世宝:“我与重庆方面根本无来往。你们绑票我强加罪名，你们是土匪强盗！”吴世宝恼羞成怒，抓起皮带朝方液仙劈头盖脸拼命抽打，又拿水管从方液仙鼻子里给他灌了一肚皮凉水。本来就枪伤在身、失血过多的方液仙经受如此折磨，顿时奄奄一息，被转移出“76号”，不几天就含恨停止了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