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课|| 《凌虚台记》
原文
国（城市）于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饮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于终南; 而都邑之丽（依附）山者，莫近于扶风。以至近求最高，其势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此凌虚之所为筑也。
方其未筑也，太守陈公杖履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接连成串）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台，高出于屋之危（ 屋脊）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虚。” 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
轼复于公曰：“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遮盖），狐虺（蛇）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相循）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橐（tuo）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zuo），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盛，宏杰诡丽，坚固而不可动者，岂特百倍于台而已哉? 然而数世之后，欲求其仿佛，而破瓦颓垣，无复存者，既已化为禾黍荆棘丘墟陇亩矣，而况于此台欤! 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
既已言于公，退而为之记。
陈公：当时的知府陈希亮，字公弼，今四川青神县人，与苏轼同乡。宋仁宗赵祯天圣年间进士。此公与苏东坡家也算是世交,论辈分还相当于苏东坡他爹苏洵的长辈,因此他对其他人说,他是将苏东坡看做自己的孙辈,见不得他志骄意满不求上进,平时对他严厉,故意不给他好脸色,就是要挫苏东坡的锐气,让他踏实下来,避免以后在复杂的官场吃亏。
苏轼在担任凤翔府(今陕西省凤翔县)签书判官时，上司凤翔府知府陈希亮建筑了一座登高眺望的台，要求苏轼为这座台撰写文章。
作此文时，踏上“仕途”只有两年的苏轼，胸间怀着固国安民的宏大政治抱负，主张为政应有补于民，积极进取。但凌虚台的修筑在他看来却无补于民，这与他积极的政治主张相违背，因而字里行间时时暗含着讥讽的笔调。
这篇“记”可分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实写，记叙了建筑凌虚台的缘起，选择的建台地点的优势和命名 “凌虚” 的由来; 后一部分虚写，借物抒情，联系到古往今来的废兴成毁的历史，感叹人事万物的变化无常，指出不能稍有所得就“夸世而自足”，而应该去探求真正可以永久依靠的东西。反映了苏轼思想中对生活积极乐观和对理想执着追求的一面，充分表现了苏轼对人生价值的求实态度。这篇“记” 的内容具体实在，直陈其事，严谨畅达，有实有虚，实虚结合，含意颇深，发人深省。
全文***分三段。前两段重在叙事，后一段议论说理。叙事议论前后相应，在自然平易、曲折变化之中尽吐茹物，鲜明地突出了文章的主旨。
第一段 ，文章点破了台的缘起。文章的开头，与苏轼一些知名文章的开头有些区别。没有指点江山的气势，没有旁征博引的渊博，倒像是漫不经心的闲谈，还有点心不甘、情不愿的遮掩气氛。太守筑台意旨本在观山，苏轼行文也正缘山而起，由山而台。州府地处终南山下，饮食起居皆应与山相伴，更何况终南为四方之大山，扶风为依山之近邑。作者连用四个“山”字。 极写山之高，隐含景色之美；极言城邑距山之近，暗藏观山之易。 高山美景迫在眼前，只需举手投足便可秀色饱餐，以至近求最高岂不美哉。下面作者却笔锋一转，若有所指。说太守居住终南山下还不知山之峻美，调侃陈太守缺乏对周围事物的观察。由此而引出了几丝遗憾，也为由山而台作了巧妙的过渡。但颇有深意的是，苏轼并不承上直写出“此凌虚之所为筑也”，偏偏要加入“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两句，近山而不知山虽于人事无所损益，但终非情理之事，于是乎便筑台观山以尽情理。这种讥刺的笔调既吐露出了年轻苏轼的政治主张，在艺术上也使文章挥洒自如，姿态横生，同时还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
第二段 叙写筑台的经过，由太守杖履而游，游而见山，见山而思异，思异而凿池筑台。层层相因。句句紧扣，只寥寥几笔便清楚明了地叙写出了筑台的始末、同时，叙述还具有生动形象的特征。这段延续了调侃，像是一个小品。“杖履逍遥”活画出了太守悠然自得的神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一句，又化静为动，把静态的山峦赋予了动态的活力。给人以清新自然、流动变化的美的享受。与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黑之登于山”有同工之妙，接着，“然后”三句，又承上叙写台成之后登台观山的情景。这里作者笔墨极为简省，但却突出了台之高和山之奇。前面太守逍遥其下，看见的山宛如旅行人的发髻；这里登台极目，山则踊跃奋迅而出，从而借所见山景的不同衬托了台的高，为下段台取名为“凌虚”埋下了伏笔。
第三段 是全文的重心。思想阐发，作者议论纵横，把兴废成毁的自然之理说得鞭辟入里。太守求文原希望得几句吉利的话，苏轼却借此大讲兴废之理。“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是立论的基础，作者用它启开议论的笔端，把凌虚台的兴成推广至茫茫时间，以变化流动的眼光来关照它，从而把有化为无，把实变为虚。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虚台，这是由无生有；今日的凌虚台，明日的荒草野田，这又是化有为无。兴废成毁交相回旋，无穷无尽，谁都不能知晓。行文至此，理己尽、意已完，但作者却并不辍笔，他还由近及远，从眼前的凌虚台延伸到漫长的历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兴盛与荒废赫然放置在凌虚台的面前。两相对比，百倍于凌虚台的宫殿，如今求其破瓦颓垣犹不可得，凌虚台的未来也就自不待言了。下面，作者又进一步由台及人，“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凌虚台尚且不可长久，又何况人事上的得与丧。得丧来去无定，借得台而夸世，则是大错。这几句委婉曲折。逐句深入，最后，把凌虚台的寓意和价值化为子虚乌有，由此从根本上否定了台的修筑。这种写作方法古人称为“化有为无”。世界上确有让人足以依凭的东西，但这跟高台的存亡是没有关系的。
这篇文章由山筑台、由台而化、由化变无，层层紧扣、环环深入，名为替凌虚台作记，实则是化台为无。令人惕然移觉、回味无穷。
杨慎《三苏文范》 卷十四： （1） “《喜雨亭记》，全是赞太守；《凌虚台记》，全是讥太守。《喜雨亭》直以天子造化相形，见得有补于民；《凌虚台》则以秦汉隋唐相形，见得无补于民，而机局则一也。” （2） 引李贽：“太难为太守矣。一篇骂太守文字耳。文亦好，亦可感。” （3） 引钟惺：“后段说理，反不精神。”
茅坤《宋大家苏文忠公文钞》 卷二十五：“苏公往往有此一段旷达处，却于陈太守少回护。”
郑之惠《苏长公合作外编》 （ 1 ） 引陈元植：“登高感慨，写出杰士风气，卓老（李卓吾）谓骂非也。” （2） “台方成而所言皆颓废之景，别是世味外一种文字。若在后世，橼属敢以此等言论进乎？然文忠当日尚相传有傲上之谤，甚矣，笔基之难也。”
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 卷十五：“读之如有许多层节，却只是兴成废毁二段，一写再写耳。”
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 卷十二：“登高望远，人人具有此情。帷公能发诸语言文字耳。‘世有足恃’云云，自足宋人习气，或云自负所有，挪揄陈太守者，非也。”
林云铭《古文析义》 卷十三：“台为求山而筑，原无关于有无之数。篇中开口从山引起，点出此台自无之有，当自有归无。李卓吾谓是一篇骂太守文字，然宋朝无不识字之太守，岂有骂而不知，知而复用乎？按凌虚之名，实太守所命，谓其突起空中，无所附丽，如蜃楼，如彩云，如飞鸟。委楼未有不灭；彩云未有不散；飞鸟未有不还。在太守名命之时，已有此意。坡翁于登是台之时，当面诊破，随以作记，不添一字。末转入人事，而归本于足恃者，有不朽之实，视世间凌虚之物，其存其亡，原无关于有无之数，乃一篇认题目文字。扰《喜雨亭》单言雨；《超然台》单言乐，非骂太守，非勉太守，亦非卖弄自家了悟也。作文亦有凌虚之概，踊跃奋迅而出，大奇。”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 卷十一：“通篇只是兴成废毁二段。一写再写，悲歌慷慨，使人不乐。然在我有足恃者，何不乐之有？盖其脚中实有旷观达识，故以至理出为高文。若认作一篇讥太守文字，恐非当日作记本旨。”
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 卷二十三：“发明度兴成级，瑞澜泪袱，感恨欲教，后归于不朽之三，不止作达观旷识，齐得丧、忘忘今也。杨升庵谓是讥太守文，储在陆又谓是宋人习气，俱未必然。”
赖山阳《篡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 卷七：“此篇自欧公《岘山亭记》、《真州东园记》等立思，而别出一机轴驾上之。子帐此时二十七八，而波澜老成如此，宜乎老欧畏之，所谓自今二十余年后不复说老夫者，真矣。”
《 客位假寐（因谒凤翔府守陈公弼）》·苏轼
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苏轼二十一岁中进士，并获得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常为之播扬延誉，数年后，苏轼又于制科考试优入三等，文名一时冠绝天下。入仕之初，苏轼任凤翔府签判，协助知府陈希亮掌理日常事务。到任后不久，一些仰慕苏轼的小吏便称他为“苏贤良”。平日受人恭维惯了，苏轼不免也有些飘飘然，坦然受之。
知府陈希亮某日听到下属小吏这样称呼苏轼，勃然大怒，当着苏轼的面下令杖责这个小吏，斥道：“府判官只是协理文案的官员，有何贤良可言？”令苏轼很下不来台。此后，凡看到苏轼有骄矜自得之意，陈希亮在苏轼登门求见时，也是故意拒绝不见。遇到府里需要斋醮祈福，苏轼负责撰写的祈祝小文，陈希亮也是左涂右改，如此往返数次，直至把文章改得面目全非，这才启用。时间久了，苏轼认为上司是在无端打压自己，遂与陈希亮交恶，如果没有公事往来，他尽量不与陈希亮接触，即使中元节这样的重要节日，他也拒绝前往知府官署与上司一同参加节日宴会。
在官场日久，并于新旧党争中两头不讨好的苏轼，屡遭贬谪，这时他才明白当初上司陈希亮对己的一番苦心。因为像他这种耿直有节、爱憎分明的个性，加之又是少年得志、声名远播，很容易招致他人的嫉恨，如果总是处在自我虚荣的光环当中，在遭受挫折时，就很难保持一种平和旷达的心态。因此，陈希亮故意对苏轼进行打压，一是为了打掉他的骄气，同时也是让他在顺境中接受一些挫辱，感受人生的无奈，从而培养出一种坚毅的精神，在厄运袭来时，能够以一种乐观豁达的态度对待。
明白了这一切，苏轼为已逝的陈希亮作传：“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或许，人只有经历过了挫折，才知道于逆境中的历练，也是人生的一种财富。
曹植的文章 《七启》 有一句话： “华阁缘云，飞陛凌虚，俯眺流星，仰观八隅。” 描画一派仙境。其中，“凌虚”二字颇受后人喜爱，不管是起名、作文都常被引用，或许代表人对于飞天的浪漫向往。
上司求苏轼撰写《凌虚台记》一文，苏轼对于凌虚却颇不以为然。
据学者考证，苏轼的喜雨亭与这凌虚台不过三十米的距离。一个是喜雨的可感之言，一个是凌虚的不可感之言，搭配起来真是颇不协调。
北宋邵博 《邵氏闻见后录》 有这样一段记载： “至为公弼作《凌虚台记》曰……公览之笑曰：‘视苏明允（苏洵）犹子也，某（指苏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 说的是，陈太守一直想故意压一压当时的天之骄子苏轼的锐气，实际上对苏轼颇为爱护。
综合这些材料可见，陈太守未必是苏轼所说的那种人，而苏轼与陈太守并没有深刻矛盾，而《凌虚台记》确可能为苏轼“年少气盛”之文。借凌虚台之事，苏轼与年近半百、难以相处的新太守绕着弯大谈其年龄前提下未必擅长的历史兴衰问题，有夸夸其谈、故作成熟，甚至下马威之嫌。所幸，陈太守未在意。据说还把这篇文章一字不拉地刻在凌虚台的碑文上。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出仕，任风翔签判。嘉佑八年（1063年），凤翔太守陈希亮在后圃筑台，名为“凌虚”，求记苏轼，于是苏轼便作了这篇《凌虚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