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的戏剧风尚是什么?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3年02月20日

从中世纪到莎士比亚时代再到理查德·谢立丹的18世纪，戏剧一直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在维多利亚时代，即从1837年到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统治英国的64年间，英国戏剧文学的境况非但无法与当时诗歌小说的繁荣景象媲美，还被戏剧评论家威廉·阿契尔（William Archer, 1856—1924）称为“黑暗时代”。阿契尔是易卜生戏剧的主要英译翻译者。他的这一结论是以戏剧剧本严肃的文学价值和他提倡的“新戏剧”运动的标准为坐标的。在1890年以前，能在伦敦的舞台占有一席之地的、反映严肃主题的仅有托·威·罗伯逊（T. W. Robertson，1829—1871）、阿瑟·平内罗（Arthur Pinero，1855—1934）和亨利·阿瑟·琼斯（Henry Arthur Jones，1851—1929）的部分剧作。

实际上，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和中期剧本的数量并不少，伦敦的戏剧演出蔚为壮观，剧场艺术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已有一些剧作家开始了反映严肃主题的现实主义戏剧的探索，这催生了阿契尔倡导的新戏剧的产生。但1890年后成气候的新戏剧并没有触及维多利亚时代深沉的社会问题，反倒是疏离主流社会的另类天才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以他的幽默和讽刺将风俗喜剧和现实题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为伦敦的戏剧舞台吹来了一阵清风。这一切为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的戏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第一个剧本《鳏夫的房产》（1892）开始，到1901年维多利亚女王去世时，萧伯纳***有11个剧本上演或出版，成功地引领英国戏剧走上了现代戏剧的道路，为20世纪英国戏剧的繁荣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一

看戏、评戏一直是英国人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维多利亚时代也不例外。除了经常被剧院使用的外国戏剧剧本以外，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和中期英国本国的编剧就写了三万多个剧本。其中大部分剧作都是根据别的剧本或小说任意改编或编译的，也谈不上有多高的文学价值。当时充斥伦敦舞台的多是一些远离现实生活的猎奇斗艳的情节剧舶来品和肤浅的滑稽剧。莎士比亚和谢立丹的传统保留剧目也常常被演得良莠不齐。“聚集在十九世纪剧院里的观众，缺乏当年来到环球剧院或黑衣僧剧院观看莎士比亚和他的同代人的戏剧的那些优秀观众的才智和想象力。”当时的编剧主要是专门为一些剧院或演员写戏，满足剧院的商业需求。在这方面最成功的是身兼编剧、演员及制作人的迪恩·布希科（Dion Boucicault，1820—1890）。他一生写了四百多部戏，但这位生于爱尔兰的剧作家却认为经他手的这些情节剧毫无诗意。虽对自己的剧本评价不高，但他的戏剧在当时作为商业演出却很成功。除了在主题和编剧技巧上因循传统、固守习俗以外，在剧场演出中他充分利用当时飞速发展的科技成果，制造了大胆而刺激的舞台效果，将舞台布景处理得富丽豪华、美轮美奂。舞台场景画面的写实性及音乐和灯光的效果更是深深地吸引了观众，在1857年演出的《纽约的街道》中，迪恩·布希科还成功地使用了舞台设计史上的第一个聚光灯。

戏剧批评家迈克尔·R. 布斯在他的文章《为十九世纪英国戏剧而辩》中论道：“与其说戏剧‘衰落’，不如说戏剧已经在新的社会文化中激烈地改头换面。”为了在舞台上更逼真地制造出现实生活的场景，人们使用了当时许多先进的科技手段。例如：19世纪80年代用电灯代替煤气灯，利用灯光在舞台上制造出不同的天气环境；一些液压机械装置可以在舞台上做出人工瀑布的场景，根据剧情还可以让演员从瀑布上冲下来。随着学者们对19世纪剧场艺术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兴起于德国的“考古真实性”舞台在维多利亚时代也占有重要地位。所谓“考古真实性”舞台是指19世纪盛行于德国、法国和英国的舞台呈现形式，舞台美术设计师们用考古研究般细致的方法将舞台布景、道具陈设和人物服装等舞台美术涉及的范围尽可能地在细节上还原为历史真实，以求达到逼真或以假乱真的效果，在舞台上为观众制造出忘情于舞台真实的幻觉。

在伦敦西区的演出中,“考古真实性”舞台大行其道。查尔斯·凯恩（Charles Kean，1811—1868）在1850年到1859年任公主剧院经理的九年时间里，用“考古真实性”舞台的形式排演了莎士比亚的剧作。在《亨利八世》中，舞台上再现的亨利八世统治时期的伦敦街景赢得了观众的好评。“考古真实性”舞台除了对舞台设计和人物服装有严格要求以外，还要求演员的身材要酷似历史人物。亨利·欧文在扮演《理查一世》剧中的理查一世时曾仔细研究过范·戴克画的肖像画，在化妆时按肖像画的装扮化。有评论家看了欧文的表演后说，“似乎是从范·戴克肖像画的画框中走出来的并被赋予了生命。”维多利亚后期的另一位演员约翰·赖德曾抱怨道：“你以为他雇佣我是因为我有演员的潜力吗？完全不是！他雇佣我是因为我有着符合考古展示的身材。”可见在追求景观布景和肖像式舞台人物的“考古真实性”舞台上，演员和剧本都退到了次要地位，戏剧艺术的活力和诗意也被逼真的布景和服饰替代。当时也有不少戏剧界人士公开挑战这种忽视剧本和演员的舞台演出形式。

二

从1860年到1890年间，有不少戏剧家试图找出一条拯救英国戏剧的道路，他们开始写一些与当时的现实生活有联系的主题。罗伯逊的作品现在看来不尽如人意，但他创作于1867年的《等级》以前所未有的大胆写实的手法揭示了不同阶层越过阶层差异通婚的主题，展现了真正的英国生活，开启了英国现实主义戏剧的风气之先。

19世纪后期，英国出现了一股倡导新戏剧的潮流，以戏剧批评家阿契尔为首，还包括萧伯纳、威廉·珀欧和哈里·格兰维尔·巴克等剧作家。新戏剧倡导者奉易卜生为圭臬，主张戏剧要反映生活真实，揭示当代社会和道德问题，使公众认清现实，作出正确选择。阿契尔在批评19世纪的戏剧沉迷于肤浅的乐趣的同时，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加上“佳构剧”的戏剧技巧再注入“问题剧”主题的新戏剧模式。

1882年，阿契尔在他的《今天的英国剧作家》中提到两位有前途的剧作家——平内罗和琼斯。平内罗出生在伦敦，1874年开始戏剧写作，他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摆脱当时流行的情节剧的影响，不断挖掘人物形象，力求在主题和情节上有更多的深度和多样性。他最喜欢关注的是“有不光彩历史的妇女”的主题。他的《谭格瑞的续弦夫人》堪称英国社会问题剧的佳作。当时的当红女演员帕瑞克·堪培尔夫人出演了谭格瑞的续弦夫人波拉，平内罗追求的最好的舞台效果及符合传统道德和习俗的主题，使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有趣的故事，没有太多的关于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没有教育观众的企求，甚至没有深刻晦涩的个人困境，使平内罗四平八稳地被捧成了阿契尔倡导的新戏剧的代表作家。1895年，他又写了《臭名昭著的艾比斯密斯夫人》，堪培尔夫人再次担当主演。很快平内罗就赢得了“社会问题剧作家”的称号。

与平内罗同时代的琼斯的作品最接近阿契尔所提倡的佳构剧式的社会现实问题剧的标准。琼斯1869年开始戏剧创作，1882年以《银色国王》一举走红。琼斯的剧本很适合当时的商业演出，但比商业演出多了一点严肃的主题，因此更受观众喜爱。《戴恩夫人的辩护》和《苏珊的箱子》奠定了琼斯在新戏剧运动中的地位。剧中大量使用英国戏剧传统中常用的旁白、独白、偷听等编剧技巧，将一些伦敦观众关心的不正当性行为的问题、不同社会阶层的通婚问题、年轻人暗地里反对长辈的问题等生动地再现于自己的作品中，有评论家认为他是真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

平内罗和琼斯虽然观察和记录了他们的时代，并且从他们成功的商业演出记录看，也能毫不夸张地说他们迎合了大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需求。这也使两位剧作家终其一生追求的被社会接受的目标得以实现。这两位被阿契尔称道的戏剧家害怕被大众冷落，担心自己与大众疏离。他们在追求商业演出成功的同时，放弃了自己的艺术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两位戏剧家记录了他们的时代，同时也参与了他们所处时代的道德和风尚的建构，包括一些败坏的违背人性的风俗和道德。他们的作品是标准的合乎社会要求的艺术消费品，强大的社会道德和传统习俗悄悄地控制和改变着观众，也改变着艺术家自己。

三

19世纪兴起的中产阶级一方面积极活跃地从事牟利的商业行为，另一方面又提出“体面得体”的口号与僵死的社会道德规范保持高度一致。很多艺术家发现这种沉闷的社会道德规范压抑了创造性，妨碍了真正的个性追求，阻碍了社会发展。为了保持艺术的创新，19世纪不少有现代主义意识的艺术家首先选择与当时的社会疏离，自我隔离。这些艺术家与中产阶级的这种斗争方式使他们承受了很大的痛苦。

与平内罗和琼斯同时代的王尔德走了一条与他们完全不同的路。王尔德为了表达自己独特的感受和捕捉对生命微妙的体会，主动追求一种与社会疏离的生活，他不断标新立异以示看得透彻，说得俏皮。王尔德是英国19世纪末期富有叛逆精神的天才艺术家。他的创作有戏剧、小说、诗歌、评论、散文及童话等，但为王尔德赢得名声的是他的戏剧作品。可以说他的每一部戏剧作品都受到热烈的欢迎，有一个时期，伦敦的舞台上竟同时上演三部他的作品。他的剧作被称为自谢立丹的《造谣学校》以来最优秀的喜剧作品。

作为一位惊世骇俗地推崇“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宣称“一切艺术都是非道德的”的唯美主义大师，王尔德的理论和他的性格一样充满了叛逆精神。他的创作无处不是智趣横生，充满真理式的悖论。皮尔森的评价是最好的总结：“没有人在悖论的伪装下，说出那么多睿智的话，通过变换他的视角，他迫使听众从不习惯的角度去看待生活，从而拓展了真理的疆界。”王尔德的最大贡献是他的四部喜剧作品和一部悲剧作品。给他带来世界声誉的这些戏剧作品是他在四年之内完成的，多数是在他度假的时候写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就是1892年他在英国北部的温德米尔度假时写的，温德米尔这个地名也就成了他的主人公的名字。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写成后当年就在圣杰姆斯剧院首演，一举轰动伦敦。但不到一年，王尔德用法文写出的《莎乐美》由于宗教的原因就未能演出，直到他去世三十多年后才在伦敦上演。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的《无足轻重的女人》、《理想丈夫》、《认真是重要的》在伦敦的首演。

《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是王尔德第一部公开上演的喜剧，该戏在伦敦一夜成名。这是一个四幕剧，反映维多利亚时代伦敦上流社会的生活，情节由一连串的误会和欺骗构成，秘密和谎言构成一个又一个悬念，推动情节的发展。该剧深刻而有趣地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上流社会的公***生活和私人生活，抨击了伪善的道德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剧中欧林纳夫人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温德米尔夫人：对一个女人来说，如果犯了家庭道德或者两性问题的错误，就会被人们看不起、被社会嘲笑拒绝，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是残酷的、不留情的。王尔德巧妙地揭示了维多利亚时代道德的反人性和虚伪性。

但王尔德并不仅仅是含沙射影地批判当时的社会习俗和上流社会虚假的道德观，而是同时描绘了一个有限的花花公子的世界。这里的花花公子除了有纨绔子弟的意思外，主要是指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对维多利亚时代严格的伪善道德习俗深恶痛绝的人，他们主动高调地选择与主流社会疏离的生活。剧中的达林顿先生就是这类错置的人，他们弃绝传统伦理道德的价值判断，但又没有能力和兴趣建构新的伦理道德体系，最后选择一种看似不讲道德，实则为一种反抗姿态的、强调形式和风格的生活方式。在后来的几部作品中，王尔德也塑造了一些英国戏剧史上著名的花花公子形象，他们那些充满智慧和卖弄的警句隽语常常被后世引用。萧伯纳称赞王尔德说：“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王尔德先生是我们这个时代仅有的一位技巧精湛的剧作家。他得心应手地运用机智、哲理、戏剧、演员和观众。他得心应手地使用整个剧场。”

四

王尔德的戏剧在伦敦成功上演时，萧伯纳已是小有名气的记者和评论家，他也是阿契尔新戏剧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但他所追求的现实主义社会问题剧与阿契尔的有很大不同。萧伯纳登上剧坛不久，就敏锐地观察到新戏剧的局限性，他发现新戏剧反映的“社会问题”过于狭隘单一。萧伯纳认为：社会问题剧涉及的问题不单纯是堕落的妇女能否重返社会，甚至不单纯是妇女解放和贫富差距的问题；而是涉及社会转型时期的英国国民心态和国民道德的问题，以及个人意志与社会环境、传统习俗冲突的问题。新戏剧推崇佳构剧的编剧技巧，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对外部奇异事件的关注，只能满足观众的好奇心，无法触动他们的心灵。再者，新戏剧主张用夸张的、强烈的抒情语言表达情感，有滥情之嫌，缺乏节制。萧伯纳认为佳构剧的编剧技巧不能很好地传达剧作家的思想，应该代之以“讨论”的技巧。讨论能表现具有颠覆性思想和性格的人物，传达哲理思考，诉诸观众理性，从而达到教育观众的目的。

1890年，在费边社组织的一次主题为“当代文学中的社会主义”的夏季会议上，萧伯纳作了一场关于易卜生的讲演，这次的讲演稿成为他后来出版的《易卜生主义的精华》的主要内容，这也是英国出版的第一部研究易卜生的论著。正是在对易卜生的认真学习和领会中，萧伯纳逐渐与阿契尔分道扬镳，为英国戏剧开辟了一条走向现代的新途。

1892年，J. T. 格瑞恩的独立剧院需要剧本，萧伯纳匆忙完成了七年前与阿契尔合作失败的《鳏夫的房产》。当年12月9日，该剧在伦敦的皇家剧院上演，当时只演出了两场。由于对中产阶级体面生活的揭示和抨击，萧伯纳挑战了伦敦观众的欣赏习惯，演出在伦敦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毁誉参半。为了抵制在伦敦大行其道的商业演出，更好地推行新戏剧的剧本，继《鳏夫的房产》上演之后，萧伯纳的《武器与人》、《风云人物》、《魔鬼的门徒》等剧作在伦敦相继上演。1904年4月的《康蒂坦》和11月的《英国人的另一个岛》在宫廷剧院的成功演出吸引了更多的观众，社会显达、政要都来看戏，爱德华七世也亲临剧场看戏。当时伦敦的知识界普遍认为看萧伯纳的戏剧标志着进步。萧剧在宫廷剧院上演的成功，引出了著名的1904—1907年魏德瑞恩—巴克演出季，在演出季上演的988场演出中萧伯纳的演出占701场。虽然每次演出评说不一，但大家不得不承认萧伯纳善于用戏剧形式表达自己。著名剧评家马克斯·比布汉姆是这样评价萧伯纳的：“萧身上有一种剧场的本能，能用戏剧形式轻松而有效地表达他的观点。”格瑞恩则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撰文称，“现在在国内和国外，他都被誉为当今最具原创性的英语剧作家，萧伯纳能冒险做的是别的剧作家避讳的。”?

萧伯纳创作主题的严肃性和深刻性，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其他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1892—1901年他***创作了《快意的和不快意的戏剧集》、《为清教徒写的三个剧本》2个戏剧集，***计11个剧本。萧剧通过揭示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的冲突，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虚伪道德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抨击，指出了英国社会引以为荣的绅士风度、所谓稳固的婚姻家庭实际上不堪一击的事实，从而探索了个人在民主和工业社会中的生存权利和价值取向。在他所处的那个新旧世纪相交的变革时代，萧伯纳认识到戏剧是“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提示者、社会行为的说明、驱逐绝望和沉闷的武器、歌颂人类进步的庙堂”。他承接易卜生“讨论”的戏剧创作方法，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观众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反映世界的科学方法，指引观众不断探索世界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