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话题
与元配卢慕贞夫人育有儿子孙科、女儿孙娫和孙婉3人。
孙科(1891一1973)，广东中山人，孙中山长子。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任第一任广州市长，1923年、1926年两次再任广州市长，1931年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1932年任立法院长，主张速行宪政联***抗日，1947年任南京政府副主席，1949年辞职旅居香港、法国、美国等地，1965年任台湾“总统府”高级咨议，1973年9月13日病逝于台北。
孙科：沾了国父的光，也受了伟大的累
孙科逝世后，蒋介石说他“气量恢弘，才识远大”、“功在国家，声驰寰宇”，颇多溢美之词。客观上来看，这种措词中有许多为逝者讳的客套成分，真正用来评价孙科，肯定不能算是完全贴切。一位研究孙中山先生多年的教授说到孙科的时候，坦言自己研究过程中并没有加以特别的注意，认为他虽然很早便投身国民革命，且长期居于国民党政府的高位，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终究只觉得他是一个平常之人。
与其父孙中山先生比起来，孙科当然显得庸常。但谈论到孙科的时候，又是始终无法绕开孙中山这个名字的。
普天下的父母，大概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有出息，伟人如孙中山先生大概也不能例外。我们从他对待儿女的问题上，可以看出孙中山作为一个普通父亲的良苦用心。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不仅让孙科选择了一条人生道路，早早便加入同盟会参与革命，更在自身修养、生活素养方面做了一个引导和表率，让孙科成为国民党要员中一个以能“看看书”而闻名的人物。
坦白地说，做一个伟人的后代，是件非常难的事情，外人会经常下意识地将其与父辈拿来作比较。做个平常人显然就是没有沿承父辈风范，但超越又何其难?何况，孙科的坐标系，是孙中山这样一个伟人。
古人曾经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一类的论断，而鲁迅先生也有句很大胆的话，大意是说，一个人的学问和能力，与花柳病不同，并不能经由性交传给对方和子女。只有头脑简单的庸俗之人，才会说出“龙生龙，凤生凤”、“老子英雄儿好汉”这样的奇谈怪论。即使是被认为在教育子女方面最成功的曾国藩，子孙后代也是人才辈出，但影响力上终究没有一个超越了曾国藩，却也是事实。电影续集总是不如第一部好看，大概也是同样的道理。
孙中山身处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内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腐朽垂死，外有西方列强的激烈冲击，整个中国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为民族乃至中国的未来寻找一个自强的出路的理想，造就了许许多多为革命振臂一呼、奔走一生的坚定革命者，而孙中山正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大而化之，产生一个对历史、对社会有巨大影响的伟大人物，除了与生俱来的素质及后天的自身努力外，也有当时特定社会环境的客观因索，否则，该如何理解“时事造英雄”这一说法?
脱离开具体的客观环境，透过孙中山的高大背影去看待孙科，虽是人之常情，却又不是公平与理性的做法。孙科的一生，是沿循着父亲所开创的道路平稳走下去，有继续革命之责，却已无开创之功，其成就也就自然不能与孙中山的经世伟业相提并论。至于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凝聚的个人魅力，更是未经受过太多波折的孙科所不能比拟的。
客观地来说，孙科的确没有其父的雄图大略，即使与同辈的政治人物相比，他也不一定有非常突出之处，但至少不是纨绔子弟、衙内、公子哥一类人物，也并不是资质平庸、毫无想法、只能依靠父亲名声混日子的一个人。他仍有自己的政治抱负，提出过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并大力抨击蒋介石的独裁，只是囿于环境、地位的制约，常常表现得一波三折前后互异，这大概也是他的地位、性格、与环境等因索互相作用的结果吧。
也许，世上英雄本来就不常有，大多数人都只是在不断努力地逃脱平庸命运的过程中。那么，后人看待孙科的时候，首先应该持的，或许就是一种平和心态。
父亲·导师
虽然毕生在为革命劳碌奔波，但对于自己唯一的儿子，孙中山从来不是漠不关心。他不仅充当着一个父亲的角色，更是儿子孙科的人生与革命导师的角色。正是在他的引导下，孙科早年便投入革命并长期担任国民党的要职。也正是在父亲的督促下，孙科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并以“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自勉，一直到晚年移居美国，仍然读书不辍。
孙科早年在檀香山读中学时，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信中还不忘告诫儿子：“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孙科准备在中学毕业后研究农业，孙中山非常赞赏儿子的选择，亲自为他选择学校。
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后，孙科担任《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编辑，孙中山甚感欣慰。回到国内后，孙中山与孙科写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读书。1919年，孙科撰写了《都市规划论》、《广告心理学概论》两书，且积极从事译述的工作，受到父亲的好评。而不管到什么地方，孙中山与儿子的主要沟通内容几乎都是以书为载体。孙科在《八十述略》中回忆道：“先父不时从各地寄来一大包一大包的书籍要我阅读。如果他到南洋一带，寄来的几乎全是我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便寄来英文的各种名著来。”
孙科喜欢读书的名声在外，以致反对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在国民党要人中，他也是个比较能“看看书的人”。到了晚年，孙科远离曾经数十年相伴的政治斗争，终于有机会静心修养，唯以读书自娱。他曾回忆说：“除了偶尔出外小作旅游外，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读书上面。”有人评价说：“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国民党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
对待革命的问题上，孙中山从来没有给儿子以特别的照顾，或者说偏袒儿子。孙科最初回国时，廖仲恺认为他在美国研究过市政，又有都市规划著作，是广州市长的理想人选。但孙中山认为他年纪缺乏行政经验而未允许，后在胡汉民的劝说下才正式委任。当时孙中山的革命军经济困难，孙科在广州为其财政上的筹备做了有力的支持，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阵地。
1923年，因为筹集军饷的问题，孙科遭到父亲的责骂，他认为是胡汉民假借命令索钱，挑拨他父子不和，并用手杖打向胡汉民，结果惊动了孙中山。孙中山怒不可遏，一手夺过卫士的驳壳枪，就要打孙科。而孙科后来与胡汉民不和，发展到互相猜忌，孙中山立即写信给他说：“正宜开诚布公，同心协力，以***扶危局。”
政治·宪政
1928年，北伐完成，中国基本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为“国家改造”提供了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孙科认为“如果革命而没有建设，实在可说是完全失掉了革命的真意义。”于是，他主张以渐进的方式促进国民党革新，以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在政治理念上，孙科非常欣赏英美的民主制度。他一度是“以党治国”的积极拥护者，但是随着国内外矛盾的急剧变化和党治弊端的逐步暴露，转而在国民党内最先提出结束党治、尽速实施宪政的主张。抗战后期，他又呼吁实现多党制的民主政治。1944年，孙科在《纽约时报》撰文，畅谈他长期以来对在中国实现英美民主制度的理想，他认为中国“必须先有贤明的政治领导，使中国及其人民迈向民主政治的目标前进”。这种政治主张，反映了在陷入困境的国民党政权时，孙科试图以西方的模式来重新调整发展方向的努力。
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孙科一直对蒋介石的独裁不满。1931年，他曾经指责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抗战后期孙科再次猛烈抨击蒋介石，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要求健全国民党的选举制度。
孙科一生服膺父亲的三民主义，但也认为“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在经济和民生问题上，孙科从巩固国民党统治基础前提出发，强调用改良的方法尽快解决农村的土地问题。
至于对待***产党的态度，孙科几经反复。他曾与宋庆龄一道，联名呼吁恢复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但到了抗战前期，他又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产党。到了抗战后期，他又改变态度，公开呼吁承认中***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种种现象表明，孙科的政治理念显得并不十分成熟。
尽管孙科提出过一系列的政治理想与主张，尽管他长期处于国民党的上层，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能对决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势力，进入真正的权力中心，加上他思想的内在限制，使得他在与蒋介石的合作中，不得不经常采取妥协的态度，并最终与国民党政权***沉浮。
情感·风流
孙科***有二子四女，元配夫人为表妹陈淑英。四个女儿中，孙穗英和孙穗华的生母是陈淑英，孙穗芬的生母是孙科的二夫人蓝妮，而孙穗芳生母叫严蔼娟。蓝妮是孙科公开承认的二夫人，他们之间的曲折恋情对孙科的政治生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蓝妮是云南哈尼族苗王后代，容貌秀丽，对中国古典诗词也有一定了解。1935年在上海的一次宴会上，孙科与蓝妮一见钟情，旋即邀请她担任自己的机要秘书。两人感情与日俱增，不久，孙科决定娶蓝妮为二夫人。婚礼那天，孙科请了立法院的同事，一***摆了4桌酒席。在同事的祝贺声中，他说：“哈哈，我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
孙科娶了蓝妮后，为了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贞感情，亲笔给蓝妮写了一张字据：我只有元配夫人陈氏与二夫人蓝氏二位太太，此外决无第三人，特此立证，交蓝巽宜二太太收执。1938年，蓝妮在上海生下了女儿，孙科给爱女起名叫孙穗芬。
抗日战争爆发后，蓝妮告别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与孙科前往重庆。当时，蓝妮广泛地与社会各界人士交往，与邓颖超、康克清等***产党人关系甚好。1940年蓝妮独返上海，回到女儿孙穗芬的身边。
1948年，在副总统的选举中，许多人都认为，孙科有蒋介石做后台，稳操胜券。然而，这时发生了一件导致孙科功败垂成的所谓“蓝妮事件”。《救国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中央信托局没收了蓝妮的一批德国进口的颜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说这批颜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救国日报》的报道出来后，孙科在选举中大受影响，经过四轮选举，最后李宗仁击败了孙科，当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
落选的结果也使得孙科与蓝妮最后分手。据说，当时孙科为了能竞选上副总统，面对政敌利用《救国日报》所做的大肆诋毁，不仅未替蓝妮公开辩解，相反，还为洗清自己做了一些小动作，这就激怒了生性倔强的蓝妮，从此和孙科形同路人。
孙科与蓝妮之女孙穗芬，近年出版了《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1966年，她在台湾第一次见到了生父孙科。直到其父于1973年去世，她每年去台湾两次，“我相信父亲内心是想弥补我幼年时所缺少的父爱”。
晚年·落寞
1952年，孙科移居美国。到纽约后，他做了一次全身检查，结果发现有十二指肠溃疡及高血压、失眠等病症，经过三个月的治疗，病情有所好转。
孙科夫妇在与其子***同生活的十多年中，全家分别负担清洁工作，由孙科负责打扫各室内的清洁，包括卫生间，每天用吸尘器做工；夫人陈淑英负责厨房的清洁工作；儿子孙治强负责搬运重物品、清理户外清洁工作，他的夫人则照顾孩子们以及承担琐碎的家务事。后来为了节省开支，自己种菜，生活异常清苦。当时有人曾这样描述他的生活：“一幢简陋的平房，没有地毯，没有仆人，凡事自己动手，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却能自甘淡泊，然而他的精神生活却非常富足，他的家中，到处都是书籍。”
据台湾学者庄政教授著述披露，孙科夫妇闲居美国时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仅依靠儿女接济小额款项，省吃俭用，一切自己动手，度过了十多个落寞而清苦的春秋。
家世
国父一家
1885年4月13日，国父孙中山与卢慕贞女士结婚。婚后六年(1891年9月18日)生子孙科，四年后生长女孙金延，次年生次女孙金婉。与卢慕贞离婚后，1914年11月25日，国父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
国父长子孙科生二子四女：
孙科长子孙治平 1913年生。1955年获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国民党中评委、电视公司董事长、联合发展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孙治平生一子，孙国雄。国雄有三女一子：子伟仁、长女美玲、次女美兰、三女美莲。
孙科次子孙治强 1915年生。有美国加州大学政治经济学学位。离过一次婚，第二任妻子林伦可比他小三十岁，生二子。***有二子二女：长子国欣、次子国元、长女嘉琳、次女嘉瑜。
孙科长女孙穗英 1922年生。
孙科次女孙穗华 1925年生。
孙科三女孙穗芳 1936年生。1956年读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1959年移居香港。1967年移居美国夏威夷，毕业于夏威夷太平洋大学。1995年11月获斯里兰卡国际公开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著有《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生有两子：王祖荣长子，王祖耀次子。
孙娫
1894年3月31日，孙中山长女孙娫在故乡翠亨村出生。数月后，尚在襁褓中的孙娫，就随祖母、母亲和哥哥等远涉重洋，前往檀香山，过起了漂泊不定的艰难生活，直到1912年民国创建，孙中山派人将卢慕贞和两个女儿接回国。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赴全国各地考察期间，孙娫和妹妹孙婉一直随侍左右。
1913年2月，孙中山以全国铁路督办身份赴日考察，孙娫和妹妹孙婉也随母亲卢慕贞到日本。
1913年3月，就读于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的孙娫，因患肾疾，久医不愈，遂由恋人伍平一特聘医生及护士伴随回澳门其母卢慕贞处治疗。6月20日，孙中山由上海到香港，专程赴澳门看望不省人事的女儿，25日，孙娫病逝，年仅19岁。此时，孙中山正离港返沪，闻悉噩耗，甚为悲痛。
孙娫的恋人伍平一，据说两人相识、相恋的月下老人是孙中山。台湾学者庄政教授撰文说：“她18岁时，中山先生将其照片寄给伍平一，希望彼此通信，以增进友谊。孙娫远赴美国求学，只身孤单，确也需人照顾。这个责任无形中就落到伍平一的身上。这对青春璧人相处久了，情投意合，遂成为形影不离、心心相印的恋人。”
孙娫自幼随母亲卢慕贞四海漂泊，历经风霜。她赴美留学，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可惜天不假年，青春早逝，令人惋惜。如今，人们只能从历史照片中目睹孙娫不凡的气质和风采。
1931年，孙遗骸从澳门迁葬故乡翠亨村孙宅山庄，墓碑刻有“显十九世祖姑之墓”。
孙婉
1896年11月12日在檀香山出生，与父亲同月同日诞生。孙婉的童年是在檀香山度过的。
1907年，因大伯孙眉倾力支持孙中山，经营的农场宣告破产，只得举家迁居香港九龙。年幼的孙婉与姐姐孙娫随母亲、祖母等到香港，艰难度日。
1910年，孙婉姐妹跟母亲赴南洋与孙中山团聚，直到1912年2月，由孙中山派人护送回国。
孙婉赴美留学，就读于加州州立大学文学系。孙中山想到长女孙娫青春早逝，次女孙婉在美读书，乏人照顾，就嘱时在哈佛大学学习的王伯秋多加关心。王伯秋出身官宦之家，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同盟会，结识了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爱国志士，由于他学业优秀，办事干练，深得孙中山的器重和赏识。
孙婉与王伯秋日久生情，互相爱慕。
1914年，孙婉和王伯秋喜结良缘。
1916年，孙婉生女儿王蕙。
1919年，身在异国的孙婉和丈夫王伯秋偕女儿乘邮船返国，途中生儿子王弘之。
然而，因王伯秋与孙婉结婚前，在南京已有妻室。孙中山得悉后，提出除非王伯秋与原配夫人离婚，否则就坚决反对女儿的这门婚姻。孙婉与王伯秋分手后，一双儿女由王伯秋抚养。
1921年3月19日，孙婉在澳门与戴恩赛结婚。戴恩赛为广东五华人，1913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同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次年又由清华学校资送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国际法。1918年，戴恩赛返国，任广州军政府外交部秘书、外交部政治组组长、外交委员会委员等职。孙婉和戴恩赛生女戴成功、子戴永丰。
1929年2月，戴恩赛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巴西全权公使。11月，孙婉将孩子戴成功、戴永丰托给在澳门的母亲卢慕贞抚养，随丈夫前往巴西。
1933年9月，孙婉回国。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夕，孙婉随丈夫偕女儿移居澳门。
1955年1月16日，戴恩赛在澳门病逝。从此，孙婉与女儿戴成功相依为命。
1956年，孙婉胞兄孙科从美国返台后，蒋介石想起了在澳门的孙婉。1968年，蒋介石派人专程到澳门，邀孙婉移居台湾安度晚年。同年2月15日，孙婉复信，推说自己年老体病，移居困难，加以婉拒。蒋介石对此无可奈何，最后只好改为就地赠金建屋。
1979年6月3日，孙婉在澳门溘然长逝，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