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摘记 要1500字，不要读后感中外名著都可以
名著摘记
————《少年维特之烦恼》
一颗轻盈的心能承受任何事情。
我每天看到各种人，观察到他们如何生活，因此对自己比较的宽大了，不在过于苛求自己，确
实，我们天生就喜欢拿自己和别人比较，我们的幸与不幸完全取决于我们拿自己去比较的人和
事，因此，最大的危险莫过于孤独无依，我们那天生就不要受拘束的想象力，因为诗歌的幻想
滋养，创造出自己是最低等人的种种想法，因此其他的每一件事情似乎都比较的美好，其他的
每个人也都比较的完善，这是很自然的，我们经常感到缺少他人明显具有的特质，而且那自己
拥有的一切优点加诸另外一个人身上，另外还会加些理想品质，在这种方式的作用下，一个快
乐而完善的人因而形成——我们想象力创造出来的完美人物。
反之，我们如果不管自己的优点和困难，只是一直奋勇向前，就会发现，虽然途中时有延
迟和阻碍，我们也那些乘着帆船或划着船前进的人走得更远完成更多的事情，而且如果我们
和其他人并驾齐驱甚至超越他们，那么我们将感受到一种真实的价值感。
阿Q正传
中篇小说《阿Q正传》写于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后收入《呐喊》中，是作者唯一的中篇小说。这部作品自发表后，得到了国内外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先后有近40种不同文字的译本出版，是世界文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阿Q正传》的惊人的艺术魅力主要来自阿Q这一鲜明的艺术形象以及丰富的性格内涵。在作品中，作者集中笔墨描写的是这一鲜明艺术形象的核心——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其精神胜利法是以妄自尊大、麻木健忘、自轻自贱、自我解嘲等种种形式表现出来的。阿Q连自己的姓氏籍贯都说不清，可他常吹嘘道：“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当他被人打败，肉体引发疼痛时，他便用精神的快慰来平衡肉体的伤痛：“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便心满意足了。当别人命令他说这是人打畜生时，他立即承认自己是比畜生还不如的虫豸。这样，他又胜利了，因为他是第一个自轻自贱的人，而状元也是“第一个”。阿Q还有一种优胜的办法就是麻木健忘。他挨了假洋鬼子的打，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屈辱，可是“拍拍的响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结了一件事，反而觉得轻松些”。走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这种精神胜利法，并非阿Q所独有，鲁迅在谈到《阿Q正传》的创作意图时，多次说过，他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是要“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这种弱点正是长期的封建统治、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的综合体现。鲁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描写弱肉强食社会中阿Q这个被压迫者的精神胜利法，目的在于唤醒国民正视现实，进行实际的斗争。《阿Q正传》不仅通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暴露了国民的弱点，而且通过阿Q的悲剧结局，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按理说，阿Q这样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被剥削与被压迫者，最易产生反抗和革命的思想，有着最强烈的革命要求。可他却对革命一无所知，将革命理解为：“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作品最后通过阿Q还在为画押不圆而懊恼，来不及喊一声“救命”就稀里糊涂地被砍头示众的悲剧结局；通过秀才、假洋鬼子、举人老爷“咸与维新”等情节内容，巧妙真实地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革命党人没有唤醒和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最后封建势力篡夺了胜利果实。阿Q就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被绑上刑场，走向悲剧结局的。阿Q形象也正是因为这一深刻的时代和历史的内涵而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阿Q正传》除了具有鲁迅小说突出人物性格特征的艺术特点外，作者还运用了悲喜剧相融合的表现手法，从而使作品在读者含泪的笑声中产生奇特的艺术魅力。
《子夜》
《子夜》是作者于1931年动笔，1932年2月完稿的一部划时代的史诗性巨著。茅盾给书的起名是充满象征意义的。“子夜”即半夜子时，此时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作品所写的是1930年5月到7月，前后约两个月的事情。这时，一方面，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已波及到中国，帝国主义加紧了对落后国家的掠夺，半殖民地中国当然成了他们榨取的主要对象。另一方面，在国内，1940年爆发的蒋、阎、冯各派军阀的混战——“中原大战”仍在继续。对于中国的民族工业来说，此时确是面临绝境的最黑暗时期，作者正是通过小说中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1930年在上海两个月冒险失败的过程，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悲剧命运，说明了“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更加殖民地化了”，（《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作者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回敬托派关于“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等谬论。
《子夜》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首先，作者为我们展现了一幅30年代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画面，透过这幅画面，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世界经济危机在中国投射的阴影，而且可以窥见觉醒了的工农阶级烧毁这个旧世界的燎原之火。活跃在这幅画面上的，有民族工业资本家、买办金融资本家、交易所经纪人、律师、学者、地主、交际花、妓女、农民、工人等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在这些五颜六色的人物中，民族资本家吴荪甫是刻画得最为成功的一个形象。其次，《子夜》的结构艺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作品虽人物众多、矛盾复杂，但作者以吴荪甫为中心，通过交易所、裕华丝厂等多条线索来展开叙写，同时，将纷繁的情节线索处理得有条不紊。它突破了在此以前长篇小说，要么线索单一，要么枝蔓过多，结构松散的缺陷。因此，王瑶先生说，《子夜》的“多种线索交织纷繁，充分显示了作者在结构布局上的新的成就”。(王瑶：《茅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贡献》)
《围城》
《围城》是钱钟书从1944年到1946年用两年时间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
《围城》首先是一部内容意蕴十分深刻的小说。作品通过方鸿渐的留学回国，寻找工作，爱情追求，家庭矛盾等一系列生活遭遇，表达了作者对婚姻、爱情乃至整个人生的看法：“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结局。”，“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纵观整个作品，作者不仅将“围城”表现在恋爱、婚姻、家庭方面，而且通过30～40年代一部分留学生及高层知识分子在情场及名利场的角逐，向我们揭示整个社会就是一座大“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初版序言》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主人公方鸿渐就是作者所精心刻画的“一类人物”的代表。方鸿渐出身于封建气氛甚浓的家庭，后又由挂名岳父出巨款资助他出国留学。这样的出身、经历、教养形成了他不更世事、随波逐流的性格，这种性格最终使他成为一个软弱、怯懦、无用的人。无论在爱情，还是在事业上，他虽不乏人生的追求，但总缺乏直面人生的勇气。在大学中，他就先后转了3个系。出国后，4年中换了3个地方，随便听几门课，心得全无，最后自欺欺人地买了一张博士文凭。在爱情的道路上，对待自己所爱的和不爱的人，他照样缺乏勇气和果断，最后在种种矛盾中束手无策。方鸿渐的这种性格正是当时一类知识分子***性的体现，他们的希望在于冲破自身局限和昏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围城”。
除方鸿渐外，作品还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李梅亭、汪处厚、苏文纨、高松年、韩学愈、褚慎明等一类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的形象；钱钟书说，“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是他们，导致了人类的种种喜剧和悲剧。也是他们组成了这个社会的“围城”。
《围城》历来被认为是继《儒林外史》以后的又一部讽刺艺术的珍品。作品中的一些人物不是受过欧风美雨冲洗过的洋博士，就是高等学府里混过几年的新儒生。可就是他们不仅祟洋媚外，而且庸俗无聊。作者运用生动的生活细节和幽默诙谐的语言对他们冷嘲热讽，读者往往在笑声中掩卷深思。
《简·爱》
《简·爱》的作者是19世纪中叶英国著名的女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在《简·爱》这部小说中，作者以真实自然的笔触，诗一般的激情，塑造了一个自尊、自爱、正直、善良，敢于反抗，敢于维护自己独立人格与尊严的新颖的女性形象。作品中的简·爱不仅其貌不扬，而且出身低微，举目无亲。也就是说，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衡量妇女社会地位的两大标准：财富与美貌，她一样也不具备。然而，她却以百倍的勇气，大胆地追求着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权力。童年时期的简·爱面对表兄的专横、舅妈的歧视，她毫不畏惧地还击和抵抗，在桑菲尔德的庄园，面对傲慢的主人，简·爱不卑不亢，没有丝毫的媚态，她甚至公开地对罗切斯特表白：“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在上帝面前，我们是平等的”。正是这种自尊，赢得了庄园主。婚礼上，当得知罗切斯特是一个有妇之夫时，她便清楚地意识到，如果继续留在桑菲尔德，等待她的将是当情妇的命运。因此，她毅然离开了罗切斯特，走向了茫茫原野。简·爱的出走，是她对世俗观念的挑战，也是一个平民女子在争取自己人格独立与尊严道路上艰难的跋涉。简·爱身上所体现的这种为争取人格独立与尊严的反抗精神，包含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内容，可以说，它是作者强烈要求改变当时英国妇女倍受歧视的社会地位的一种呐喊。在简·爱身上，除了这种强烈的自尊、自爱的思想意识外，她还是一个真挚、朴实，充满人性美的女性。在爱情方面，她追求的是不附加任何外在条件和利害得失的真正平等、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婚姻。她鄙弃充满铜臭的金钱婚姻，也决不做贵族家庭的附庸。
纵观全书，虽然对社会习俗的挑战与反抗是，简·爱性格的主导方面，但是，在她身上也存在着受宗教等束缚的一面，也正是这种性格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构成了简·爱这个真实、丰满的艺术形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