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称谓的差异之大，足以令人神经错乱
曾经在电视上看到某一剧集的片段，大致剧情是这样的：大文豪苏东坡正在街上溜达，远远的被一好友看到了。可能是许久未见甚是想念，于是这位好友一边蹦跶一边连连招手，嘴里还嚷嚷着“苏轼苏轼，我是章子厚啊，你看到我了吗，快来快来”。然后我们的苏仙儿就一脸惊喜的冲上去跟章惇这位后来的北宋铁血宰相寒暄见礼，紧接着就是一对好基友勾肩搭背同上酒楼，再一醉方休。
男主肯定不是苏轼，基友也不是章惇。只不过剧中角色的名字记不住了，就拿我偶像代替，反正也不耽误啥事。
这幕场景出现在电视里没问题，但要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迎接章惇的可能不是苏轼爱的抱抱，弄不好就是怒吼与铁拳——然后这对老友就得提前绝交，还指不定谁发配谁呢。
为啥？因为章惇这么称呼苏轼不仅奇怪，而且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故意的挑衅和侮辱，不揍你揍谁？
现代人只配拥有姓名，所以想叫错都难。而古人不同，姓、氏、名、字、号一应俱全，各有各的用途和使用的场合、对象，礼法森严，可不是张嘴就能乱叫的。
就拿我的偶像来说，姓苏，名轼，表字子瞻（还有个不常用的表字“和仲”，对应苏辙的“同叔”），自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后人还习惯上称他为苏东坡、苏仙——那么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称谓到底该怎么用？
最通用也最安全的叫法就是直呼其表字或姓+表字，如果是同辈而且年纪差不了几岁的，那管苏轼叫一声“子瞻兄”是怎么也出不了错的。而苏轼的自称，比较通用的是直呼自己的名或姓+名，即“轼”或“苏轼”，在任何场合、对任何对象都不会翻车。要是像前文的章惇那样自称自己的表字“子厚”，不仅显得很奇怪，还可能会被视为智障、脑抽啥的……
要是针对晚辈、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或不特定对象——尤其是在纸面上，苏轼就可以搬出自己的号，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但古人的名就比较隐私且敏感了，那是专门给长辈，比如父母、老师及居上位者称呼专用，而且通常都是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才这么叫。要是某人在私下里也被长辈直呼大名，往往意味着情况不妙……比如要是苏洵瞅见他家二小子就大吼一声“苏轼”，那绝对是因为好几天没揍这个熊孩子、又上房揭瓦了；要是欧阳修在书房里叫出“苏轼”二字，那肯定是这个坏学生又考试打小抄或调戏女同学，该给他吃顿竹笋炒肉了；如果是赵顼阴恻恻的喊了嗓子“苏轼”，估计十有七八是乌台诗案爆发或是某张大嘴巴又没把住门，该把他流放到某个犄角旮旯去琢磨一下新菜谱了。
以上是我在胡扯，但道理却没错。事实上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下，苏轼的长辈们也会亲切的称呼他为“子瞻”。像是赵顼，如果不想给他正式升官或收拾一顿，通常会称呼他“苏卿”或“苏学士”，在更私下的场合或是为了表示关系亲近，甚至也会像普通人一样直呼其表字。
像是五代时的后周重臣王峻，郭威为了表示尊重，就一直以表字呼之，使得“峻以此益自负焉”（《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列传第十》）。结果嘚瑟大了掉毛，最后王峻被贬官外任、身死商州（今陕西商洛）。
要是非长辈者直呼苏轼大名，那基本上跟现在对别人叫嚣“我是你爹”没啥两样，就是要撕破脸不处了，再不挨揍简直都对不起观众。
现在的影视剧胡编乱造及违背基本常识的情况司空见惯，但有时候他们也是迫不得已。毕竟古今差异巨大，哪怕是几十年前的经典文章，也经常让我们觉得其遣词造句有些拧巴，更何况数百甚至几千年前？如果编剧们真的按照当时的历史习惯来写剧本，哪怕是一些在今天仍在被普遍使用的习惯用语，恐怕都会让普通观众不知所云，甚至被雷得外焦里嫩，大呼看不懂或胡诌八扯。
今天，我们就来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自打当上了皇帝被困在了皇宫大内、再也无缘战场的唐太宗李世民，终于把喷子之王魏徵给熬死了。从此他便开始放飞自我，再也没人能管得着了。
于是在两年后，他就兴致勃勃的御驾亲征，率军讨伐高句丽。这一仗就打了6个月，主要目的除了将高句丽势力驱逐出辽东外，就是提供各种机会让皇帝陛下各种嗨。比如在驻跸山一战中，已经快50岁了的李世民觉得自己还是虎牢关下“从前那个少年”，身为九五至尊仍亲冒矢石率先陷阵冲锋——话说能干出做了皇帝还甘当敢死队长这种破事的，在中国历史上除了贞观大帝也就剩个永乐大帝了。说以身作则、鼓舞军心什么的都是在扯犊子，说白了这就是俩战争狂人，几天刀头不舔血睡觉都睡不踏实。
有这样狮子般的皇帝，就算带着群绵羊征战都能所向无敌。于是唐军横扫辽东，连下玄菟、横山、盖牟、磨米等10座城池，斩首4万余级，得民户7万，缴获牲畜军资无数，而自身损失还不到两千人。除了最后被黑心包工头、江夏郡王李道宗坑了一把（李在安市城筑土山攻城，结果山塌了，导致功亏一篑）以及因严冬将至、后勤补给困难而不得不提前退兵外，毫无疑问取得了一场大胜。
事实上这场仗李世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打得心不在焉，主要精力全放在了跟宝贝儿子李治玩肉麻上了，并给我们留下了一件书法艺术史上的珍宝——《两度帖》：
胡乱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大儿砸，你怎么不给粑粑写信？粑粑想死你啦！赶紧给粑粑写信吧，必须是一天写好几封的那种，要不等老子回家了抽死你……
请注意，李世民在这里的自称是“耶耶”。
关于对自家老子的称谓，最古的叫法除了比较正式也比较书面的“父”外，更常用的其实是总被认为是外来词汇的“爸爸”——在《广雅·释亲》中就明确指出“爸者，父亲之转”，事实上在上古汉语中“父”字就发“ba”的音。
至于被认为是更符合中国传统称谓习惯的“爹”，大概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才被普遍用于对父亲的指代，流行范围也更多局限于南方。而在北方随着鲜卑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作为外来词汇的“ye”逐渐被人们广为接受，并在此后的千多年里成为应用范围最广的对父亲的称谓。
“ye”这个称谓诉诸于纸面，最标准的代表汉字本来是“耶”。比如被誉为“乐府双璧”之一、诞生于北魏的《木兰辞》中，在今天的语文课本中我们看到的是用“爷”指代父亲：
但在我能找到的较早的原诗中，上述引文中的“爷”原本都是“耶”字（《古文苑·卷九·木兰诗》）——可能是编写教科书的专家担心学生们难以理解，才做出了这样的改动。
还有跟着瞎扯的。比如我在中学时老师在讲解诗圣杜甫的那首《兵车行》时，就把“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中的“耶”，说成是“爷”的通假字。那时候的我还小还傻，听了老师的话只会连连点头，事实上通假个毛线啊——从南北朝到两宋的大部分时间里，在中国的土地上儿子喊老子就是叫“耶”，或“阿耶”、“耶耶”，而非“爷”。比如南宋大儒程大昌就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所以说在中国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绝大部分地区，“爷”就是指代祖父或对长辈、地位尊贵的年长者的敬称，比如大爷、县太爷、财神爷，跟父亲的称呼也不是没有关系，但局限于少数时间和少数地区，反正没有“耶”用得普遍。不过因为“爷”、“耶”读音相近，而“耶”这个称呼对现代人而言又太过于匪夷所思，所以就被想当然的通假了。
当然“耶”算是个外来词汇，类似今天的“爹地”（Daddy）。而在古汉语中可以用来指代父亲、后来又被整跑偏了的纯本土词汇，则是“大人”。
比如汉太祖刘邦功成名就后拿他爹刘太公开涮时，喊的就是“大人”：
老刘没啥文化、泼皮无赖出身，哪怕当上了皇帝也依旧不改市井本色。所以他在调戏自己老子时所称的“大人”，应该是在当时非常流行也非常口语化的一个称谓，就像我们今天喊“老爸”。当然“大人”的涵义比较宽泛，既可以指成年人，也可以指个子高的人（如《山海经·大荒东经第十四》中“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还可以是对帝王、贵族的敬称（如《易经·乾卦》中“见龙再田，利见大人”），拿来形容道德高洁之士也行（如《孟子·卷十一·告子章句上》中“从其大体为大人”）。当然更多的时候还是用来称呼自家的老爹老娘，但偶尔也有以官位称“大人”的，但多集中在隋唐及之前的时代。比如东汉名士、曾随光武帝刘秀打天下的韩歆，史书中就有“韩歆，南阳大人，可以为用”（《后汉书·卷十七·冯岑贾列传第七》）的记载；再如唐朝名将段秀实，在其传记也有“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马，卖而市谷入汝，汝取之不耻”（《新唐书卷一百五十三·列传第七十八》）的说法。
请注意，这里的“大人”之称“乃从旁指目之词，而非觌面相呼也”。而称贵官为“大人”的习惯，在两宋时基本绝迹，“宋时犹以大人称父母，而不加之达官贵人也”（本段引文均出自《陔馀丛考·卷三十七》）。
到了元朝以后，随着士大夫们的骨质日益疏松，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连刨自家祖坟都在所不惜时，“大人”这个词汇的涵义才出现了新的变化。所以当华盖殿大学士焦芳都甘居刘瑾这个半文盲的门下弟子，当朝堂之上的“衣冠禽兽”们争相恐后的想给魏忠贤当干儿子而不可得的时候，寻常小吏再管手捏着自己前途命运的上官叫声爹，似乎也就没那么让人感觉羞耻了吧？
于是在元明清这三朝，只要能当上个官儿，就能整天被“大人大人”的叫着，自动喜当爹。当然，官职、权力的大小，也决定了“儿子”的数量，而且官做得不够大的话，还得在给别人义务当爹的同时，赶紧给自己再找一堆爹。
当然，是个人都知道要点脸，哪怕是欲盖弥彰。所以在“大人”成了对上司的习惯称呼后，大多数人还是不好意思再用这个词儿叫自己的亲爹亲妈。日子久了，还真让大多数人忘记了“大人”还有这么个意思。
就像“小姐”，怕是很多人都忘了这曾经是个高贵、美丽的称谓了吧。
网络时代大家都爱玩梗，许多原本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文字，被加以特定的寓意后往往就变得引人遐思，或是换来一个“你懂”的默契。
比如那句“大郎，该吃药了”。
《水浒传》中的武大郎有姓无名，寻常人唤他一声武大，相熟的叫他一声大郎。而跟武大一奶同胞的弟弟武松，尽管在书中也经常被唤作武二或是武二郎，但却是有名字的。这是为啥？难道因为武大仅是一个龙套角色，所以施耐庵干脆连个名字都懒得给他起？
这倒是冤枉了老施（也可能是老罗）。前文中说的姓氏名字号这一套复杂繁琐的称谓系统，其实都是给历史上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准备的。至于地位不够高的，经常连只配拥有姓名的现代人都不如，比如在一些朝代甚至专门立法禁止平头百姓正式取名，只能拿排行或数字糊弄事：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他家，就是严格按照这套命名规则取名的——他的高祖名叫朱百六，生了两个儿子分别叫朱四五、朱四九；其中朱四九生了4个儿子，即朱初一、朱初二、朱初五、朱初十；这里边的朱初一又生了两个儿子，即朱五一、朱五四；朱五四又生了4个，老大叫朱重四，老二叫朱重六，老三叫朱重七，老四就是大名鼎鼎的朱重八了。
为啥朱五四的儿子取名不是按1234排而是4678？因为还有个朱五一嘛，他的儿子占了1235的坑，朱五四家的只好往后靠，所以朱重八这个名字还是按照“行第”来取的。
后来玩起造反大业的老朱，身份地位自然不一样，所以就必须得取个正式的名字了，这才有了“朱元璋”——元大概是指元朝；璋者，是种一头很锋锐的玉器，又可以指代男子，表达的意思应该是老朱立志要成为亲手推翻大元王朝的男人。
再说回到武氏兄弟。武大郎就是个在阳谷县卖炊饼的小贩，标准的平头百姓，自然不配拥有正式的名字。而武松因为当过阳谷县步兵都头，算是有一定地位了，所以可以有名。
老施看似无意的寥寥数笔，其实已经为我们揭开了北宋时期社会现实的一角，只不过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罢了。
可能有的朋友又要质疑我自相矛盾——前边还说直呼别人的大名非常不礼貌，怎么到这儿正式有名倒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像那武二郎性如烈火，成天被人“武松武松”的叫着，怎么也没见他原地爆炸、拔刀砍人？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是个等级森严，阶层不仅对立而且严重隔阂的时代。对于大人物适用的规则，可以完全无视小人物，反之亦然。像章惇若是直呼苏轼大名等同于撕破脸，而阳谷县令嘴里喊着“武松”而非“武二”，那是看得起你，请不要不识好歹。
至于尊严这种东西，更是从来不适用于小人物——给你口粗茶淡饭勉强填饱肚子就是给你脸了，还要啥自行车？
继续说回武大郎。要是金莲姐姐没遇到西门大官人、给自家老公喂下的不是穿肠毒水而是苦口良药的话，那么两人继续生活下去，还生了3个娃，那么这两口子该怎么称呼自己的大儿砸们？
现代人常见的叫法是老大、老二和老三，而武大和金莲则会唤其为大哥、二哥和三哥。
原来历史剧胡乱改编是有道理的，否则这种情况普通观众怎么可能搞得懂？
事实上“哥”堪称是中国历史上最神奇的称谓。在当代，“哥”指同父母或同族同辈而年龄比自己大的男子，也可以是熟人间的称呼，并不限于年龄等因素。不过在历史上，“哥”这个称谓叫起来可就极其错乱了，往往间隔不过几百年，涵义就完全不同，甚至风马牛不相及。
比如说在唐朝的时候，就经常出现儿子叫老子为“哥”的情况，比如唐玄宗李隆基：
这里的“四哥”，既不是李隆基排行第四的亲弟弟李隆范，也不是他亲生的第四个儿子李琰，而是他爹、唐睿宗李旦（武则天所生四子中，李旦排行第四）。而且这还不是孤例，清人赵翼在其著作《陔馀丛考》曾记载棣王李琰在犯事替自己辩护时，就曾拿“惟三哥辨其无罪”当救命法宝——这里的“三哥”，指的就是他老子李隆基（李旦所生六子中，李隆基排行第三）。
仅仅过了300来年，“哥”这个称谓就从儿子叫老子，变成了老子喊儿子：
这并非是王安石一时脑洞大开非得跟儿子拜把子或是搞混了辈分，而是五代及两宋时的习俗便是如此，就爱管儿子叫“哥”。比如五代时的后唐庄宗李存勖管他的大儿子李继岌叫“和哥”，后周太祖郭威的两个亲生儿子则分别是“青哥”和“意哥”，欧阳修给儿子起名“僧哥”，赵构禅位后游大涤山（今浙江杭州境内）时偶遇隐士陆凝之，觉得这是个人才，打算推荐给养子、宋孝宗赵昚，说的也是“布衣入翰林可也，归当语大哥”（《四朝闻见录·乙集》）。
当然，“哥”的本意在两宋照样通用，只不过用得同样随意，并不以年龄大小为限。比如宋钦宗赵桓称呼他的弟弟赵构，也是叫哥：
两宋之后，老子（包括老娘）管儿子叫“哥”的习俗其实一直被保留了下来。比如在晚明著名的移宫案中，东阁大学士刘一燝和英国公张惟贤在大太监王安的帮助下从宫中偷走了皇长子朱由校去登基，李选侍等人追来抢夺时，嘴里大叫着的就是“哥儿却还”（《明史·卷二百四十·列传第一百二十八》）。
我们都知道清朝的皇子被称作“阿哥”——其实不光是皇帝他家，凡是满洲人都管自己的儿子叫“阿哥”，这很可能是借鉴了汉人的称谓。毕竟在民间，管自家熊孩子叫“阿哥”的在明清时期可是大有人在：
不知道您看晕没，反正我快写晕了。
像“哥”这种令人精神错乱的称谓，在历史上并非罕见。比如在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本词典《尔雅》中就白纸黑字的写着“妻之昆弟为甥”，而孟子为其作注曰“我舅者，吾谓之甥是也”——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穿越到上古时代，见到母亲的兄弟就尊称一声“舅舅”的话，那么迎接我们的很可能就是来自老娘的一记充满爱意的大耳刮子……
而“舅”这个称谓，在魏晋之前还有别的含义，比如老丈人——在《三国志》中，汉献帝刘协的老丈人董承，就被称为“舅车骑将军董承”。为此裴松之在为其作注时还专门做过解释：
这又扯出“丈人”这个称谓的由来。在被指代妻子的父亲之前，“丈人”这个称谓就早已有之，通常被用作对老人或长辈的尊称，比如《易经》中的“贞，丈人，吉”，唐朝大儒孔颖达就为其作注曰：“丈人，谓严庄尊重之人。”
有时也被用来作为家主、家长的称呼。比如高渐离遭到秦国通缉时，曾躲在宋子县（今河北赵县附近）打黑工谋生。有一次主人家宴客时击筑为乐，他一时手痒便管不住自己的大嘴巴，其点评被人听到后主人邀其当堂献艺，《史记》写到这里时留下的文字就是“家丈人召使前击筑”。唐人司马贞则作注曰“丈人者，谓主人翁也”。
然而等到“丈人”这个称呼，成为对妻子父亲的称呼已经被社会广泛接受以后，还有人异想天开的为其赋予了新的用途，比如用来称呼老公：
话说要不是翻烂故纸堆，谁能搞清楚这个“丈人”是咋回事，没准还得被当成狗血社会奇闻，该找谁说理去？
再说回到前文曾提过一嘴的“爷”这个称呼。
在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就明确指出用“爷”来称呼父亲的习惯，主要出自吴地，也就是江南地区。话说这种风俗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以至于南北朝时来自北方的羯人侯景，后来都改“耶”称“爷”了——这货发动叛乱后打算称帝，狗腿子王伟请他立七庙，并询问侯家七代祖宗的名讳，侯景就答道“前世吾不复忆，唯阿爷名摽”（《南史·卷八十·列传第七十》），也就是说侯景他爹叫侯摽。
而“爷”被用于对非亲戚关系的贵人的一种谄媚性质的称谓，从文献上看应该是最早出现于唐朝，而始作俑者则是唐玄宗李隆基在位时的大宦官高力士。
从本性和作为上看，高力士并不是个坏人。但身处在那个位置上，尤其是又深受皇帝的信任，自然少不了溜须拍马之徒对其大肆恭维：
“爷”这个称谓，在高力士之前“但以呼父，未有以呼贵官者”（《陔馀丛考·卷三十七》）。但自高力士以后，无数软骨病患者恍如拨开云雾见天日，一时间灵感如疯长的野草，诸如王爷、公爷、老爷之类的称谓很快就被发明出来，而且影响力越来越大，并最终让人们渐渐忘记了“爷”的本意。
当然还有一种有趣的称谓习俗，就是将朝廷的官职拿来称呼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叫作“民擅官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将医生称之为“大夫”，在今天仍然广为流行。但恐怕很多人并不知道“大夫”是个非常古老的官衔，在先秦时期位于卿之下、士之上，在两汉的食邑制下品秩为六百石，略低于县令，在魏晋之后九品中正制下一般品秩在五、六品之间，属于中阶官员。
医生不光曾在民间被“封为”大夫，在唐朝时人们还习惯称其为“牙推”和“待诏”——这也是两个官职。其中牙推是藩镇幕职官，通常为藩镇自行征辟，无需朝廷任命，所以品秩高低也说不清。待诏又称翰林待诏，始于唐玄宗时期，掌批答四方表疏，文章应制等事，后朝一直沿用，但品秩不高，在明清时仅为从九品。
到了宋朝，随着市井文化的流行、百姓对官员的敬畏感降低，医生还被“升官”了——在北方习惯称医生为“大夫”，而南方则更愿意叫“郎中”。在三省六部制下，郎中可是个非常重要的高级官员，分掌各司事务，其职位仅次于丞相、尚书和侍郎，相当于今天中央部委的司局级主官。
这种“民擅官称”的习俗在明朝达到了高潮。除了宋元积习外，据说还有赖于张士诚的神助攻——当年老张被揍到山穷水尽时，干脆破罐子破摔把各种官职不要钱的封赏下去，“走卒、厮养皆授官爵”，导致江南一带到了明初还“称呼椎油作面佣夫为博士，剃工为待诏，家人奴仆为郎中，吏人为相公”（《吴风录》明·黄省曾）。
这种官民失序、贵贱难分的情况让爱操心的明太祖朱元璋深恶痛绝，屡屡下令予以禁绝，甚至不惜施以严刑峻法，“果顽而违令，迁于遐荒，永为边卒”（《全明文·第一册》），但却收效甚微。
一直到了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已是垂暮之年的老朱仍不死心，最后一次下旨纠正“民擅官称”的问题，还絮絮叨叨的列举各种职业到底该叫啥、不准叫啥：
老朱一辈子净瞎操心，而且越操心啥，啥就越乱套。就像管医生叫大夫这码事，洪武朝一过，老朱的孝子贤孙们就再没怎么管过，也没见大明朝立马就崩了。
也不知道蹲在孝陵里的老朱，会不会因此而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