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司谏书 译文
欧阳修叩头再拜，禀告司谏足下：我十七岁时，家住随州，看到天圣二年进士及第的布告，才知道了您的姓名。当时我年纪轻，尚未与别人结交，又住在僻远的地方，只听说布告上的宋舍人兄弟，以及叶道卿、郑天休等人，因文学著名于世，因此这次进士考试号称得到了人才。?
而您置身其中，单单没有突出的可以称道的地方，我因而怀疑您不知是怎样一个人。以后过了十一年，我第二次到京师，您已担任了御史里行，可还是没有机会与您见一次面。只是常常向我的朋友尹师鲁打听您的贤与不贤，师鲁说您“正直有学问，是一位君子”。我还有些怀疑。
所谓正直，就是不可弯曲；所谓有学问，就一定能明辨是非。凭借着不可屈服的气节，有能辨是非的明智，又担任谏官的职务，却随波逐流默默无言，与一般人没有任何区别，这果真是贤者吗？这不能不使我怀疑啊！自从您担任了谏官以后，我们才认识了。
您一脸正气，纵论前代之事，思路清晰十分引人。褒扬正义，贬斥奸邪，没有一点谬论。啊，据有这样的辨才向人显示，谁会不爱戴您呢？虽然是我，也私下认为您大概是个真君子吧？这是我自从听说您的姓名直到与您认识，十四年中却有三次怀疑的情况。如今推究您的实际行为再来仔细分析，然后断然肯定您不是个君子。
前几天范希文贬官以后，我和您在安道家中会面，您极力诋毁讥笑希文的为人。我开头听到这些话，还怀疑您是讲着玩的。等到碰见师鲁，他也说您极力否定希文的所作所为，然后我就不再怀疑了。希文平生刚正、好学、博古通今，他立身朝廷始终如一，这是天下都知道的。
如今又因为正直敢言触怒了宰相得到罪责，您既不能为他辨明无罪，又害怕有识之士会责备自己，于是就跟着别人来诋毁他，认为他应当受到贬斥，这真是太奇怪了。说起人的性格，刚正果敢，怯懦软弱的性格都受之于天，不可勉强改变。
虽然是圣人，也不会用办不到的事情去要求别人一定办到。如今您家中有老母，自身又爱惜官位，害怕忍饥受冻，顾念利益俸禄，因而不敢稍有违反宰相以致受刑遭祸。这也是平庸之辈的常情，只不过是做了一个不称职的谏官罢了。
虽然是朝廷中的君子，也将怜悯你的无能，而不会用必须办到来要求您的。如今却不是这样，您反而昂然挺胸十分得意，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畏惧，随意诋毁希文的贤能，认为他应当遭受贬斥，希望以此掩盖自己不据理力争的过错。应该说，有能力而不敢去做，那只是愚笨之人做不到罢了。而用小聪明来掩饰自己的过错，那就成了君子的敌人了。
况且希文难道真的不贤吗？从三、四年以来，从大理寺丞做到前行员外郎，他在做待制的时候，每天备作皇帝的顾问，如今同僚中没有能与他相比的人。这难道是天子仓促起用不贤之人吗？假使天子把不贤之人当作贤人，那是聪明之中的疏忽。
您身为司谏之官，是天子的耳目，当希文仓促间被起用之时，为什么不马上为天子辨明他的不贤，反而默默地不讲一句话。等到他自己失败了，然后跟着别人说他的不是。如果希文真是贤人，那么如今天子和宰相因为他违背自己的心意而斥逐贤人，您就不得不出来讲话。如此说来，那么您认为希文贤，也不免遭受责备；认为希文不贤，也不免遭受责备，大概您的过错就在于默默无言罢了。
从前汉王朝杀害萧望之和王章，估计当时朝廷中的议论，必然不肯明确地说是杀了贤者。相反必然把石显、王凤说成是忠臣，而萧望之和王章作为不贤之人而遭受罪罚。如今您真把石显、王凤看作是忠臣吗？萧望之与王章真的不贤吗？
当时也有谏官，他们必定不肯承认是害怕灾祸而不向天子进言，也必定会说萧望之、王章应该被杀而不值得提出意见的。如今您看，他们真的该杀吗？那是只可欺骗当时的人们，而不可欺骗后代的。如今您又想欺骗现在的人们，就不怕后代人的不可欺骗吗？何况现在的人也未必就能欺骗啊。
我恭敬地以为，当今皇帝即位以来，进用谏官，采纳意见，如曹修古、刘越虽然已经去世，还被人们称扬。如今希文与孔道辅都由于敢于进谏而被提拔任用。您幸运地生于此时，碰到如此能听取意见的圣主，尚且不敢说一句话，为什么呢？
前几天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廷中贴出布告，告诫百官不可超越本职谈论政事，这样，能够提意见的只有谏官了。假如您又不说话，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您在谏官那个位置上却不说话，就应该离职，不要妨害胜任谏官之职的他人。
昨天安道遭到贬谪，师鲁也等候着罪责，您还能够有脸面去见士大夫们，出入朝廷号称谏官，那是您不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事了。所可惜的是，圣朝有事情，谏官不说而让别人去说，这种事情记载在史书上，以后使朝廷蒙受到羞辱的，是您啊！
按照《春秋》的法则，对贤者要求详尽周全。如今我还一心一意地希望您能够向天子进一言，不忍心就与您决绝，而不拿贤者来要求您。倘若您还认为希文不贤而应当斥逐，那么我今天如此为他说话，那是朋党邪恶的小人了。希望您直接带着这封信到朝廷上去，让天子判定我的罪过而杀了我，使得天下都真正了解希文应当被斥逐，这也是谏官的一大作用啊。
前几天您在安道家中，把我叫去议论希文的事情。当时有其他客人在，我不能畅所欲言。因此就写了区区此信，恭敬地希望您明察。不多言了，欧阳修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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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作背景：
《与高司谏书》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书信体政论文，作于景祐三年（1036年）。当时主张改革政治的范仲淹因批评弊政，与宰相吕夷简发生冲突。吕夷简给范仲淹加上“越职言事，离间群臣，引用朋党”的罪名。范仲淹由此被贬饶州知州。
这时候，身为谏官的高若讷，面对范仲淹被贬的错误处置，非但不谏，反而落井下石，跟在吕夷简的后面诋毁范仲淹。欧阳修对此非分不满，于是写下这封信给高若讷。
欧阳修在青年时期，与大他18岁的政坛名宿范仲淹同朝为官，却并无交集。很具戏剧性的是，他们真正开始交往，缘起于欧阳修给范仲淹所写的一封政论信。
宋仁宗执政期间，起用了一些有志之士，准备实行政治改革。1033年5月，深孚众望且被欧阳修目为偶像的范仲淹，被朝廷从陈州召回东京汴梁，在朝中担任负责向皇帝进言的右司谏一职。
此时尚在西京洛阳做推官的欧阳修，原与范仲淹素不相识，但本着对国家负责的热忱，他毫不犹豫地就给范仲淹写了封信，这就是《上范司谏书》。
欧阳修在信中表示，希望范仲淹能向朝廷进言，办点实事。正是在接到到欧阳修这封信后不久，范仲淹便发动了旨在整顿官僚机构，并行"均公田" "厚农桑" " 修武备" " 减摇役"等措施的庆历革新运动。
这与范仲淹的胆识、学养密切相关，但也与欧阳修写给他那封《上范司谏书》中，出自公心的一顿激励，不能说没一点联系。这两人后来跨越官职的忘年之交，便是从这封讨论国家时局及未来发展的书信开始的。
其间，范仲淹把当时的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尽管政见不尽相同，但除弊兴利的大目标却很一致。只可惜，庆历新政因为冒犯了既得利益者，遭遇了极大的阻力，颁行只一年零四个月便宣告失败。
在范仲淹被贬饶州（今江西鄱阳）的同时，欧阳修作为他的“朋党”也受到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至此，这两个已是肝胆相照的当事人，实际还完全没见过面，只限于书信往来，隔空神交的笔友关系。直到若干年后，等到欧阳修被召回京城，范仲淹也被从基层重新调回朝中履新后，两人自然初见即是故交，从此成为北宋政坛上真正的同志和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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