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福泽谕吉可以印在最大的日本纸币上?

明治维新,这个词包含两层意思:狭义上是指1867年江户幕府第十五代将军德川重掌大政,新明治政府成立,1868年发布“五誓”(明治政府的基本政策),强兵是富国,所以今年是明治维新一百五十年(确切的说是改元朝为广义上是指日本建立现代国家的一系列过程。至于最后,何时废除封建郡县制或建立宪政制度,众说纷纭。另一个与明治维新有关的词是福泽谕吉,这个名字我们在中国已经听了很久了。从广义上讲,他是明治维新时期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

福泽谕吉的成就主要在教育和写作方面。代表作有《劝导》、《文明论纲》、《伏翁自传》等。尤其是《文明提纲》明确地为时代提供了理论指导,对后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堪称经典。然而,根据一位将这本书翻译成现代日语的大学教授的调查,他的学生没有一个读过福泽的作品。因为它是一本有启发性的书,在今天读起来不需要很高的知识和训练,但毕竟在过去的百年里写得简洁轻松,现在却变得晦涩难懂。明治时代的书还是满满的汉字。对于坚持汉字传统远远超过日本人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种亲切感。如果他们对古代汉语略知一二,几乎可以用梁启超的“汉文阅读法”来阅读。

福泽谕吉(1835 65438+10月10—19065438+2月3日)是日本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

福泽谕吉生于天然林保护第五年12月12日,换算成新历法,就是1835 65438+10月10,卒于1901。他是整个19世纪的人。他的父亲是中津藩(今大分县中津市一带)的部下,驻扎在大阪为藩府做生意。福泽谕吉出生在大阪(古代说明治政府看坂本是“反学者”——武士造反,不吉利,改在大阪)。我父亲擅长儒学。福泽谕吉出生时,得到一份清乾隆年间的圣旨条例,于是给他的儿子取名为佑司。当我父亲在我一岁半的时候去世了,我们全家回到了金钟。他们说大阪话,被视为陌生人。

中津是小粉丝,福泽是最后一个儿子。他的父亲甚至希望他出家,也许他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福泽在《福翁自传》中回忆说:“每当我想到这些,我就对封建门阀制度感到愤恨,同时也理解父亲的忧虑,独自哭泣。对我来说,闸阀系统是我父亲的敌人。”从小经历的不平等,是福泽谕吉强烈主张未来平等、自由、独立的内因。他刚出国的时候,也注意到美国人不知道总统的孙子是干什么的。如果这是在日本,就算他不知道《邻居是干什么的》(香蕉俳句),也不会不知道幕府将军的孙子。可见,出身不平等始终是一个压抑在福泽心中的情结。

金钟市福泽谕吉故居

1853年,比利率领美国炮舰敲开日本200年锁国之门,西乡隆盛、久保俊一等号称维新三杰(另一位城藤隆吉大师出身于封臣大夫世家)的萨摩、长州少壮派战士趁机突破地位等级,致力于推翻幕府。伊藤博文(出生于1841)比福泽小六岁。由于地位低下,他只能站在松下村外听讲座。他热情地放火烧英国公使馆,突然去英国留学。看到英国的国力,他很快惊恐地支持了建国论。如此善变,不愧为政治家。更有甚者,今年正在日本中央电视台播放大河剧的西乡隆盛已经从官员变成了小偷。与勤奋的相比,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老路。

十几岁的时候,我努力学习语文,尤其是《左传》,通读了十一遍。作为一名武士,他练习拔剑和击打。甚至在农村听说比利的黑船(涂着黑漆的炮舰)闯入日本,一时间全国都在谈论“大炮”。主管大哥支持福泽去长崎读书,学荷兰语了解“荷炮”。第二年,我去大阪学习“蓝雪”(通过荷兰语学习西方知识)。日本近代医学之父绪方洪庵开创了医术学派。1858年,福泽奉藩镇政府之命前往江户,在金钟藩“驻京办”兰学书任讲师。1868年,庆应改名为庆应大学,后发展为庆应大学。

庆应义塾大学是福泽谕吉创办的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学。

在江户的第二年,我去了外国人聚居的横滨,发现“英学”取代了兰学。荷兰语完全没用,我甚至认不出那些标志。当我沮丧的时候,我用字典自学英语。1860年,江户幕府派遣使节到美国西海岸,福泽担任船长随从,大开眼界。回国后在幕府“外务省”做过几年官。在美国买的粤英双语《华英通语》加上日语,出版我人生中的第一本书《更新华英通语》。

1862年,福泽谕吉担任翻译,随幕府使节前往欧洲。路过香港时,看到英国人对待中国人就像对待猫狗一样,我深感震惊。一年时间走访各国,觉得有必要在日本普及“洋学”。伊藤博文回国时,正在烧毁英国公使馆,外侮论甚嚣尘上。他建议幕府攻克常州藩。1867年,他再次率团赴美接收军舰,为期半年。三次出国,“既惊讶又羡慕,难以抑制在日本实施的野心。”福泽的能力主要是儒家教育培养出来的头脑和通过英语学习掌握的西方思想知识。先后出版《西方事务》和《西方旅行指南》,以翻译为主,介绍西方新知识,启蒙各类人士。

1867年,马克思出版《资本论》,幕府在遥远的东日本被推翻。福泽谕吉认定新明治政府是一个“老式的反洋政府”,拒绝当官。但有志之士不是为诸侯主争霸,而是借机上位,建立欧美国家。所以他们掌权后改头换面,从洋人变成建国,可以教福泽出其不意,不改初心。他在巴黎和柏林拍过照,拿着刀,那是武士的标配。明治维新后,他成了平民。

1862,欧洲代表团成员在福泽谕吉乌特勒支大使馆前(左二)。

1892他写了《我在不毛之地慢》,说建国是出于私人感情,不是公共利益,要知道不可能做到。这就是“我在不毛之地慢”,是勇士的美德。“杀人和分配财富是暂时的灾难,保持武士的美德是永恒的需要。”他痛斥盛海洲和本武阳作为幕府重臣,无力效忠君主,在新朝与敌并肩,升官发财。

到了晚年,福泽坚强的内心依然保留着武士道精神,为幕府的覆灭而叹息,幕府已经走上了立国之路。然而福泽虽然不是官员,也曾答应为政府办报纸,却因为政治纷争而破裂。1882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报纸《时事新闻》,讨论国家大事。这样的大V当然被警方置于监视之下。

福泽与时俱进,从译介转向写作,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从根本上颠覆了整个国家的人心。”恰好他在1871回到家乡,合写了《金钟学派实录》,倡导自立、独立。如果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其受益面也应该扩大。之后我一个人写的,在1872发表了《劝导》第一版。到1876,我出了十七版,在1880,我加了《组合学习的劝导》(原标题),出书了。从序言中的道,这本书是“闲时随时记。”在《劝学》连续出版期间,福泽还写了《文明论纲》,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两本书的读者是不同的。晚年出版了《福泽全集》,在引言中说以前的翻译主要是介绍西方的新事物,摒弃日本的陋习,无异于把文明一块块零售出去。

1874、75左右,世界逐渐安定,人心逐渐熟悉。这个时候,最好是写一篇西方文明的总结,向世人表明,人如果诉诸儒家而死,是可以得到认同的。一开始《劝学》是写给学生看的,《文明概论》是写给50岁以上的读者看的。他们的视力在下降,从小看惯了粗糙的版本,所以这本书的版本采用了古籍的风格,文字特大。后来又出了活字版,与木版并行,印了几万册。许多老先生写信称赞它。西乡隆盛也通读了一遍,并告诉他的孩子去读。

要想开导,首先要明确目标受众。这两本书分别达到了写书和做陈述的目的。《劝学》第十七卷共印了70万册,其中初编不少于20万册,加上盗版,估计有22万册。当时人口3500万,160个市民中就有一个人读初版,这在古代是罕见的。有意思的是,后来据说每期出版20万册,十七卷共计340万册,分布在全国各地。无论如何,它无疑是日本出版史上第一本超级畅销书。畅销的前提是江户时代以来对普及教育的重视,国民的高素养,所谓的古文明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的现代启蒙似乎比“鼓励学习”更“粗略”。吃人血馒头治病的老栓小栓和阿q小D祥林嫂看不了鲁迅的小说《药》。没有福泽谕吉这样的启蒙者,当然就没有日本国民。“启蒙”一词也有智者开导愚者的封建意味。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智者自负于理性地看待现实。

受欧美政治制度和思想的影响,“民权”论者以建立国民议会为首要目标,宣扬国内民主的必要性。“国家权力”论者深刻认识到欧美帝国主义的威胁,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为首要目标,主张民族独立。另一方面,福泽谕吉清楚地看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我用一年的时间致力于阅读和写作,在1875出版了《文明论纲》。我主要参考法国历史学家吉佐的《欧洲文明史》和英国历史学家巴克的《英国文明史》,对汉学有很深的了解,并且引用了儒家经典和历史书籍中的例子来帮助理解。

所谓文明论,始于明确的意义。在引言中,写的是关于人类精神发展的讨论。它的兴趣不是讨论一个人的灵性发展,而是整合世界上所有人的灵性发展。因此,文明论也可以称为发达心智论。全书共十章,前九章搭建理论体系,后十章写对外交流的难点及对策,为真正的政治规划出谋划策。此后,他先后撰写了《三权分立论》、《人民民权论》、《人民国家权利论》等理论著作。

《劝学》是给初学者的文明入门书,不是学习。主要讲两个原则,一个是人与人的平等。平等可以是自由和独立的。第二是各国平等,也就是独立自主。平等不仅是个人的事,也是国家的事。至于两者的关系,在于“一人独大,一国独大”。福泽认为,东方没有的是数学科学,而是独立。

《文明纲要》还讲了两个原则,一个是文明的需要,即人民的智力和道德进步,另一个是国家的独立。为了实现对外独立,对内必须文明。民族独立是目标,民族文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如果两者有矛盾,文明第一,“不应该拘泥于一个国家的独立这样的琐事”。原则上,个人的自由与独立,人与国的平等,文明的进步,都超越了国家,甚至先于国家的独立。但在特殊情况下,如果事情紧急,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国家的独立也应该作为第一目标。

文明是相对的,是逐步发展的。福泽谕吉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简单崇拜者,只是在现实地谈论文明时,他才认为西方文明是最好的。福泽的文明有两层含义,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容易采纳,精神文明却很难引入,但重要的是精神文明,他称之为“一国之民的风气”。第九章《日本文明的起源》,是《文明大纲》中最长的一章。文明最初的目的在于上下权力相同,而日本文明的问题在于权力的不平衡。日本有政府却没有国民,日本人民不关心国家大事。纵观日本,无论大小,公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有上有下,没有平等的交集。这是日本的民族性格,似乎也是儒家社会的普遍现象。造反派只想贫富,这样的社会结构永远不变。

一个国家的存在是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外交,独立也是外交问题。福泽谕吉的一些观点在今天是普遍的、可以接受的。比如他认为君主政治,* *和政体各有优劣。叫什么名字?这只是人类交流的一种方式。“如果不方便,可以改,也可以在不损害事实的情况下改。”人类的唯一目的就是实现文明,实现文明是没有办法的。试一试,改一改,通过上千次的实验不断进步。人的思想不应该偏向一方,而应该绰绰有余。然后,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

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正雄曾写过一篇《〈读书文明〉略》:“上、中、下册,篇幅相当于《文明论大纲》的三倍多(原来是25节读书课的录音)。按照他的说法,因为悲惨的失败,人们恳切地认识到从零开始学习现代自由的必要性,而福泽谕吉这个自由主义者,甚至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者,一直名声不好,被召回舞台。失败后,福泽谕吉的理论时来运转。政治学者拿走了他们的民主,经济学家拿走了他们的自由经济,教育家拿走了他们的个人独立,女权主义者拿走了他们的妇女理论。这是一大乐事。

福泽谕吉身高1.73米,体重67.5公斤。他也是当代日本人中的大汉。好酒,我上学时代经常去牛国武喝。死后下葬,1977年,福泽家迁坟,挖了四米,才发现盖了一层青铜的棺材里灌满了地下水,他仰面躺着变成了尸蜡。有人主张向欧洲学习,作为民族遗产永久保存,但家属和很多粉丝不愿意看到伟人的样子,不解剖就烧了。如果真的给后人留下一个木乃伊化的福泽谕吉,恐怕印几万元的大钞也不好。也许是因为《论御室》和《论勤王》,他受到保守派的推崇,三十多年来一直是日本最大的面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