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的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

在安徽歙县的徽州古城，有一座纪念馆，坐落在中和街，东眺问政山，南瞰长庆塔，西邻许国石坊，北附崇一学堂。

这座纪念馆建于1984年，为了纪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一进大门，宏伟典雅，风格独特的瞻仰厅展现于你的眼前。迎面大屏风上是陶行知亲笔题写的“爱满天下”四个大字。

在屏风背面是江泽民同志的题词：“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促进教育改革”。绕过屏风，走进厅堂，在厅堂的上枋是宋庆龄亲笔题写的“万世师表”匾额，正面为毛泽东题写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在厅堂，屹立着陶行知雕像，他坐在石头上，和光满面，体态安详且端正。看着他的面容，我感受到了一种坚定的信念、以及老师对学生的希冀。

我随着他的目光望去，恍惚之间，穿越百年，回到了100年前的中国。

1891年10月18日，陶行知生于安徽歙县黄潭源村，他出生于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6岁时，他在邻居家厅堂玩耍，看见厅堂墙上挂着对联，便坐在地上临摹起来。

邻村的一位秀才看见，看到一位唇红齿白的小孩对着对联，看一眼描一笔，认认真真的样子。便起了爱才之心，免费为其开蒙。

14年那年，在亲友的资助下，他进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他在宿舍墙上，挥笔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希望能为自己的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刚开始，他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于是，17岁的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但入学仅三天，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未入教的学生，他愤而退学。一个中国人，岂能任由外人摆布。

隔一年，他考入了南京汇文书院。

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在他写的毕业论文中，他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建，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

那时的他，已经立志要成为一名教育家，要让更多的人摆脱愚昧，要让人民站起来，让国家站起来。

毕业后他赴美留学。从西方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师夷长技以资东。

他先是在伊利诺大学学市政，半年后便毅然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研究教育。

1917年，他作为一个成功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回国了。

但他那个时候，并没有梦想着享受成功，而是要重新定义何为成功，他要让自己和祖国重新建立关联。

那时之中华，满目疮痍，国家贫困到难以想象的程度。陶行知说：“这病根，乃在教育。”

在现在的中国，要想成为一位大学老师，没有一定的留学经历是很难留下来的，对于很多名校，留学更是一道硬杠杠。在当年，一名留学生更是如钻石一般珍贵。

那时候的陶行知，以他之所知，本可以转身成为人上之人；那时候的陶行知，以他之所学，本可以谈笑于鸿儒之间。

而他却把目光死死盯住中国的最底层社会。他振聋发聩地说：“这个国家以农立国，人们十有八九住在乡下，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教育。因为农村如果没有改观，国家就没有希望。”

他这么说，然后就这么做。

陶行知脱下西装，辞掉自己大学教授的优渥待遇，推展平民教育。

1923年，他组织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写《平民千字课》，奔波于全国十几个省市。他把《平民千字课》作为教材，送到平民百姓家里，劝家家户户都要识字读书。他活动的经费多数都是自己写书得的稿费。

一次，他得到了1万多元稿费，拿回家锁在柜子里，承担着所有家务的妹妹看见了，问他：“家里有老有小，钱也不多，能不能留1/4给家里用？”

陶行知想了想，温和地说：“我要去南京劳山脚下办晓庄师范，这钱要作为办学的经费。我们家虽穷，粗茶淡饭还能维持。中国34000万农民非但没有饭吃，更没有文化。用这钱去办学校，是为农民烧心香，是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你在家里省着点用，算是帮我去办大事吧！”妹妹理解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移居到南京郊区外的晓庄，这是一个极为落后贫困的中国普通村落。他住到牛棚当中，他和老老乡们相识，他渐渐有一个看上去不可实现的愿望，那就是为中国培养一百万农村教师。

他行走在世俗乡里之间，行走在街头巷议之内，他要帮助那些最普通的中国人，那些年迈的爷爷奶奶、那些富人家里面的佣人、那些财主家的帮工，那些街头的打杂者、那些货场的脚力，那些拉洋包车的师傅们，都识字！

他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的茅屋礼堂，取名叫“犁宫”，两边对联是“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梁菽麦黍稷下功夫”，另一副是“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

在晓庄，陶行知带领学生们自己耕作、自己劳动、自己修建校舍，他说：“流自己的汗，才能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你得自己干。”

陶行知不是要培养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在人民之中的老师。他邀请自己的朋友、学者到晓庄授课，传播新的知识和观念。渐渐地，这个在晓庄极不起眼的大学堂，从几十人发展到数百人众。

在教育上，他革新了教学的方式，当时流行的教育方法是“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他认为新的教育应该提倡“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有一次，陶行知先生走向讲台，不慌不忙地从箱子里拿出一只大公鸡。台下的听众全愣住了，不知陶先生要干什么。陶先生从容不迫地又掏出一把米放在桌上，然后按住公鸡的头，强迫它吃米。可是大公鸡只叫不吃。

怎么才能让公鸡吃米呢？他掰开公鸡的嘴，把米硬往鸡的嘴里塞。大公鸡拼命挣扎，还是不肯吃。陶先生轻轻地松开手，把鸡放在桌子上，自己后退了几步，大公鸡自己就开始吃起米来。

这时陶先生开始演讲：“我认为，教育就像喂鸡一样。先生强迫学生去学习，把知识硬灌给他，他是不情愿学的。即使学也是食而不化，过不了多久，他还是会把知识还给先生的。但是如果让他自由地学习，充分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那效果一定好得多！”

这样，教育的地点不只是在一个小屋，他站立的地方也不只是三尺讲堂。

他走进父老乡亲的身边，他走进家家户户中，他在田野上，他在牛棚边。只要有他在的地方，随时随地，都可以成为课堂。

他一个人在努力着，他的这个梦想的芽破土而出，我们眼见繁花就要开到树上。是的，有陶行知所在的地方，就有平民教育的希望。在武汉、在重庆、在上海、在南京，他为祖国教育的崛起，一直在路上。

而最后，先生死在路上。

1946年的7月25日，陶行知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那一年，他55岁。

12月1日，先生的灵柩回到南京，南京城里的老百姓自发为先生扶灵，他们要送这个人，送他回他的晓庄。沿路上的人们唱着、哭着：“你去了，我们穷孩子的保姆，我们的朋友，人民的导师。”挽联在飘，上面写着“行知先生千古”，而旁边是宋庆龄亲笔题写所写下的四个苍劲大字——万世师表！

先生说，我带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先生说，我就是中国一介平民，几十年的学校教育往我把西方贵族的方向渐渐拉近，而经过一番彻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道路上，奔涌回来了。

当我回过神，看着先生殷切而又坚定的目光，我多想告诉他，如今的中国，孩子们欢歌笑语，人民幸福安康，国家海晏河清。

时间飞逝，转眼间，先生离开我们已经76年。

但我们从未忘记先生。先生的精神如火，如光。经过时光的洗练，更加明亮辉煌。它不仅照亮了中国，还将照亮了这个世界。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陶行知，他是人民的导师，他的一辈子给我们讲一件事，就是——为人师者，还可以活成这样一般大写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