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显扬的生平

乐显扬（1630－1688），字梧冈，号尊育，慈城乐氏旅京始祖乐良才四世孙。曾官任太医院吏目，晋封文林郎，赠中宪大夫。其人秉性朴诚，居躬简约，喜阅方书，善辨地道药材疑似，于康熙八年（1669）在北京创办了被后人誉为“大清药王”的北京同仁堂药室。

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清朝康熙皇帝统治初年。乐家祖籍浙东宁波府慈水一带。北宋时期，慈城五马桥冯氏已潜心于药材经营，“以药肆为业，后遂饶富”。清代文献《溪上遗闻集录》记载了北宋进士、大词人舒亶在《四明杂诗》内有“药肆万金饶”之句，由衷夸赞过冯氏因经营“药肆”而获得的成功。可见在600年之前，慈城药材商已经有了以药致富的非凡业绩。

明永乐年间，乐良才定居北京以后，依旧是手摇串铃，奔走在大街小巷，行医卖药。为了适应在京城的生存，乐良才特别嘱咐儿子乐廷松：居住在大城市，若要发展，就不能总当铃医，必须适应大城市的医药需求，掌握中医经典理论，阅读方药著作，开阔知识视野，向正统的中医药方向转变。乐廷松把父亲的话牢牢记在心里。

要想结束铃医生活，彻底完成向正规中医的转变是非常不容易的。冬去春来，年复一年，随着岁月的流逝，乐廷松生子乐怀育，乐怀育生子乐显扬。这时，中国社会也由明朝进入了清朝。

乐显扬自幼非常聪敏，勤奋好学。他牢记祖训，努力学习中医药经典，积累医疗经验。乐显扬开始也是铃医，由于他出身铃医世家，在行医卖药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和医疗经验，因此，在中医药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北京地区小有名气，后经人介绍进入了清皇宫，当上了太医院的吏目，结束了乐氏祖传的铃医生涯。

乐显扬在清皇宫一段时间以后，目睹了宫廷内部的尔虞我诈和一些官僚的腐败行径。有一年京郊大兴水患成灾，皇帝拨了救济款赈济灾民，但由于中间官僚层层盘剥，到灾民手中的银两不足皇上拨付的十分之一，康熙皇帝异常震怒，严惩了一些官僚。乐显扬在太医院知道了案件的全部过程，在同僚们议论的时候，乐显扬沉默不语。

一个同僚问：“乐吏目，你在想什么？”

“你还记得今夏水灾后我们为灾民看病的情况吗？”乐显扬没有回答同僚的问题，却反问起来。

“时不过半载，怎么会不记得呢？”同僚回答。

“当时，我们和户部官员同时奉命，一个去为灾民看病，一个去赈济灾民。同样是济世养生，现在看来，效果是大不一样啊。”乐显扬象是讲给同僚听，也像是自言自语。

“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同僚问。

“一个良医胜过一群贪官！济世养生，靠当官的没有把握，只有良医用药，才能给众多穷苦百姓带来生存的机会。”乐显扬说。

接着，乐显扬又说：“我是医生，我宁愿做良医，济世养生，也不愿为贪官，残害百姓。”说罢，抬头仰望门外远方的天空，许久许久。

乐显扬抱定了“济世养生唯医药”的宗旨，从此更加淡泊功名。到康熙八年（1669年），乐显扬辞官回家，开始为百姓治病。刚开始，乐显扬只为病家诊脉、开药方，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乐显扬感到应该有一个药室，既能开处方，又能拿药，会大大方便病人，也能使自己的配药技术得到应用。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乐显扬的药室终于具备制作丸、散、膏、丹的条件了。药室的名称怎样定呢？乐显扬想起了儒家的经典，想起了古代所谓大同社会的标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子其子。……是为大同。”

“大同社会是天下为公的，就取一个‘同'字吧！”乐显扬定了药室名称的第一个字。

第二个字呢？乐显扬想到了仁字。“仁者，爱人也。”“济世养生，不就是最大的爱人吗？”想到这里，药室名称的第二个字也定了下来。

“同仁堂”药室，多么响亮而充满丰富内容的名字。难怪乐显扬对来到他药室的人这么说：“‘同仁’二字，可以命堂名，君喜其工而雅，需志之。” 乐显扬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康熙八年（1669年）秋天。

后世在北京大栅栏同仁堂找到了一块老匾，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立匾时为康熙八年（1669），应为同仁堂肇始之时，故乐显扬为北京同仁堂肇始之祖。

乐显扬有四个儿子，三人从事他业，唯有第三子乐凤鸣恪守父训，接续祖业，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路南开设同仁堂药铺，并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分别汇集成《乐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同仁堂药目》二书，使同仁堂声誉大振，迅速波及全国，不但一般病家、客商云集赐顾，以至于雍正初清宫御药房用药亦必指令到同仁堂拣选。

自从北京同仁堂药室创办以来，不仅名盛于当时，而且历数代而不衰，载誉达三百年之久；不仅流传于口碑，亦屡见诸翰墨，真可谓是中国药业史上一个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