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明的军人生涯

杨子明出生于天津，少年时期曾在当地一家玻璃厂做工。一次偶然的机会，使得杨子明与摔跤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一次下班回家的路上，他看见几个人在摔跤，他们的一招一式都非常讲究，杨子明被深深吸引住了。从那以后，他对摔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拜其中一人为老师。杨子明生得魁梧结实，碗口大的烙饼他一顿能吃一摞，是棵摔跤的好苗子。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之下，他进步很快。

但是，家里人知道杨子明在练习摔跤之后，却极力反对。因为在那个年月，摔跤被人们看成是不能入眼的“下九流”职业。家里人不支持，杨子明就半夜爬起来到小树林里偷偷练习。中国式摔跤讲究上、中、下三盘合拢。上盘：支、横、盖、涮；中盘：崴、拽、走、胯、入；下盘：抽、踢、盘、跪、过。为了练熟基本功，杨子明一遍遍地在“坟头上立勾子”。所谓“坟头上立勾子”是指人单腿站在土堆上，另一条腿在空中来回扫动，以锻炼腿劲和平衡性。天长日久，杨子明的双腿竟扫平了上百个土堆。而且，由于双腿有力，他练功常走的那条小路也被踏出了一道深沟。 解放前，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和茶馆相声、天津大鼓早已声名远播，而天津跤更为这座古城增添了几许灵动的魅力。吃着包子在天津大鼓的回韵中看一场跤，叫一阵好，是天津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当时天津跤坛的领军人物“四大张”——张鸿玉、张魁元、张鹤年、张连生闻名于世，杨子明曾向“四大张”学艺，技术又提高了一大截。

当时不少有钱的大老板养着众多跤手，经常到各个跤场一比高下。年轻气盛的杨子明如出山猛虎一般，驰骋于各个跤场，几乎没有输过。在那个年代，跤场是个复杂的地方，地痞流氓常在里面称霸。地痞多次在场上输手之后，想背地里暗算杨子明都没有成功。

由于杨子明跤技精湛当时在天津已无敌手，个别摔跤界的前辈为保自己的声誉曾想让天津跤界四大张之一、被尊称为“九爷”的张魁元去废掉杨子明。但是当时也有许多前辈不忍心这么做，有一位人称任三爷的前辈曾说：“咱天津出这么一个跤坛奇才不该废呀！”后来，由任三爷、于七爷、王连元几位前辈出面，撮合杨子明拜“九爷”为师，这件事才得以平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式摔跤有了很大发展。杨子明如鱼得水，在跤场上创造了一个个奇迹。1952年在天津市举行的摔跤选拔赛中，杨子明获次重量级冠军。后来他代表天津市参加1953年华北区比赛，又获冠军。

1956年全国摔跤比赛在北京举行，这是我国举行的第一次摔跤单项比赛，也是中国式摔跤里程碑式的标志。杨子明作为天津队员，在参加比赛的96名运动员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次重量级项目的冠军，还创造了十战连胜的跤坛神话。十场比赛下来，杨子明衣不沾尘。此后从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到1964年，他连续六年蝉联全国冠军，被誉为“摔不倒的人”。

“大绊三千六，小绊赛牛毛”、“一巧破千斤，一力降十会”。在杨子明看来，摔跤不是单纯有力气就行的，而是力量与技巧的统一。他秉承了天津跤刚猛、自然的传统，将灵巧、速度与力量融为一体，比赛时极富观赏性。

在众多比赛中，杨子明大战蒙古选手僧格的那一场异常激烈。以“狠”著称的僧格腿脚灵活、力气大，与擅长技法、动作小巧的杨子明难分胜负。由于年龄上不占优势，几个回合下来，杨子明身上多处淤青，但他始终没有倒下，而是凭着丰富的实战经验、过硬的心理素质，运用以柔克刚的方法使僧格败下阵来。 由于年龄越来越大，杨子明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到河北省队从事教练工作。十年动乱中摔跤队被迫解散，杨子明一度忍痛离开了摔跤场。1973年，党委派杨子明重新组建摔跤队，他又振作精神挑起了这副重担。他到全省各地挑选学员，把心血都倾注到了这些后起新秀的身上。

他把自己多年摸索出来的“勾子”、“别子”、“插闪”等绝招，一一传授给新队员，每教一个新动作，都要多次进行示范，以校正队员的动作。为让队员更好地体会动作要领，他还穿上摔跤衣和小伙子们实地摔起跤来。

在训练场上，杨子明是一位严师，在生活上，他又是一位慈祥的长者。他经常深夜走进队员宿舍，给队员盖好被子，他还亲手给有病的队员做病号饭送到床前。“三分武，七分德”是他教导学生和子女的标杆，弟子从入门，子孙从年幼便秉承着以德为先的原则。

在杨子明和摔跤队其他教练的***同努力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河北省摔跤队在全国比赛中夺得了数十枚金牌，并向国家集训队输送了多名运动员。杨子明的学生中有不少人也成了有名的教练，例如张建忠、申金刚、郭建生等。

退了休的杨子明并未停下脚步颐养天年，而是更加忙碌：在全国各地的摔跤赛事中当评委，在体协体委做顾问，在全国锦标赛中做裁判，忙得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