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长沙之辱”（一）

1.赴任江西遭遇家庭变故

1852年，深夜两点钟，曾国藩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

月光下站着一个年轻人，自报是从湘乡白玉堂来的，也就是曾国藩的老家。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家里出大事了，果然，那人告诉他，曾国藩的母亲，江太夫人去世了。

曾国藩如五雷轰顶，一阵眩晕，泪如雨下。“一出家辄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见，痛极痛极！”

母亲是曾家的大功臣，江氏嫁到曾家之时，上有公公婆婆，太公公太婆婆，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小叔子，公公性格暴烈，动不动就开口骂人，很难伺候，丈夫又性格懦弱。又长年以读书为业。所以，家里内政大小事全靠江氏一人操持。她又为曾家生养五个男孩，四个女孩，一生劳苦，可以想见。

传统时代，官员父母去世，必须回家守孝。因此，曾国藩的主考是做不成了。他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天亮之前，曾国藩已经把整个事情计划了一遍。

首先，他写信给北京的家人，安排他们如何返回湖南的事宜。接着，他开始计划自己如何回湖南，本计划走最快捷的路径，沿着长江坐船到达武昌，再由武昌转赴湖南。

但是他还是改变了计划，决定绕道江西，再由江西回转湖北。因为这样可以打一次“秋风”，他既然已到江西，表明他是在江西主考任内中途守制，可以名正言顺收取奠金和程仪等项。

办理丧事和京师家属回湖南，需要大量的资金，曾国藩别无他法。

在江西耽搁了两日，收到江西省城奠金千两。这些钱救了他的急，他赶赴母亲棺前，伏地痛哭。

2.出山

料理完母亲的丧事，曾国藩自己动手，打扫了一间干净的书房，准备静下心来读书。

在京为官十三年，他已经太累。即使没有母亲去世这件事，他也不想继续在京为官了。在当时的官场大背景下，自己是做不成什么事情的。他一生对学术很感兴趣，现在终于有了大把的时间。

就在曾国藩准备息影山林的时候，朝廷又来了旨意。

1850年，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这一支一开始不为人注意的队伍竟然表现出惊人的战斗力，不久就建号称王。从广西打到湖南，又打到湖北，竟然攻克了武昌。

咸丰皇帝吃睡不安，除了命各地官员拼死抵抗，还昭命曾国藩这样的在籍官员，行办“团练”，以保卫乡里。

曾国藩毫无心里准备，他本能的反应是拒绝。

他当然很关心各地的军事战况，他的好友，湖北巡捕常大淳吊死城门，家人被杀或被被掠，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按道理，曾国藩是该出山的。

但是曾国藩有他自己的考虑。

第一，中国历来讲究“以孝治天下”，母亲刚刚过世，为母守孝天经地义。

第二，曾国藩是一个文官，由文转武，谈何容易？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他对咸丰皇帝已经失去了信心，觉得咸丰不会大有作为。

所以，他接到旨意的当天就起草了奏折，准备辞去这个差事。

就在曾国藩写好了奏折还没有送出去的时候，他的好友郭嵩焘来家里吊孝，他们相识多年，他力劝曾国藩出1山。

他说：以前你总抱怨承平时代，朝廷按部就班，死气沉沉。现在天下大乱，岂不是你建功立业，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吗？

曾国藩恍然惊醒，他从做官的第一天起，就立下了拯救天下之志，现在是最后的机会，所以，他觉得出山。

3.长沙成为“众矢之的

曾国藩不出山则已，出山就想大干一场。一到长沙，就设置了“协办团练大臣公馆”，以个人名义向全省发布公文，管理全省的治安工作。

这时的太平军已经挥师湖北，湖南虽暂获喘息，但是地痞流氓趁机兴风作浪，稳定治安成了当务之急。

一到长沙，曾国藩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他将全省各地民间团练武装召集到一起，加以训练，然后四处搜剿土匪。七月，团练毙伏二百人，声名大振。

接下来，曾国藩又开始除暴安良，打击黑恶势力。

他在馆内设置审案局，“拿获匪徒，立刻严讯”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

曾国藩还规定，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送来。一不需要参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实际证据，只以举报者口辞为信，稍加询问，立即砍头。

曾国藩从此成了“曾剃头”，他的铁腕和残忍令人吃惊。长沙城中“文法吏大哗”，都视他为仇敌。

曾国藩认为，他现在杀的这些人，是以前该杀的。各地地方官不负责任，拖延放任不及时处理，导致黑恶势力不断壮大，才酿成今日之祸。

另一方面，曾国藩认为，治乱世要用重典。要树立威信，就得实行恐怖统治。如果能天下太平，不怕大家骂残忍残酷，也不怕遭报应。

恐怖政策确实收到了一时的效果，各地土匪不敢轻举妄动，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下来。

但是，关于曾国藩的非议也渐渐浮起。他勇于任事，湖南全省的地方官却都厌恶他，认为过于残酷。大家给他起名“曾剃头”“曾屠户”，长沙城中“文法吏大哗”，都视他为仇敌。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曾国藩动了别人的奶酪。

权力是封建官员们的生命，是他们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得到他人尊敬、巴结、攀附的唯一资本。所以，官员们视自己的势力范围如同狗看着食盆里的骨头，决不允许他人触碰。

曾国藩对那些贪婪的地方官本来就不信任，所以常常越过他们，直接下达命令。他报案不走正常的司法程序，总是径自决定，从速处理，以免有人来说情纠缠。

这就惹恼了通省文管，他把所有的权利归自己所有，别人哪里还有活路？

再者，曾国藩视湖南通省官员如无物，大伤文官们的面子，他半年里办的事，超过了湖南几十年的工作成绩，这让别人的面子往哪里摆？

咸丰皇帝任命了“帮办团练大臣”并不是曾国藩一个，绝大多数团练大臣们都很明智，他们深知自己不受地方官员欢迎，就像大多数绅士那样，给团练捐一些钱了事。

还有这人，真的办起一支小小的民兵，不过是保护自己的家园不受土匪抢劫，一旦遇上太平军，他们立刻就逃散了。

还有一部分人，把这个差事当作中饱私囊的好机会，他们扯着皇帝的幌子，以筹款练兵为由，大肆敲诈地方富户。

只有曾国藩一人，一不要钱，而不要籍，一心为国家分忧。这就触犯了官场的潜规则。

在曾国藩看来，官场风气已经败坏至极，他希望自己至刚至猛的办事风格，能给腐败的官场一个震动。皇帝对他的做法给予了有力的支持，曾国藩信心满满。

可是，他却差一点被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