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荣光的钟荣光：北有蔡元培，南有钟荣光

海德格尔在阐释荷尔德林的诗歌时，称之为最接近自然和神性的作品——在南方广阔的天宇下，灰色的云层上，一位“天空、大地与光明”的儿子，也在凝视着我们，凝视着我们的内心。

钟荣光一生功绩大者多矣，最闻名的就是“钟校长”这个称呼。他的大半生，都致力于岭南大学的近代化，说钟荣光是“岭大之父”不为虚美；因了岭大的成长，钟荣光在近代中国教育史和广东发展史上有了永久的影响。

我们缅怀那个“逝去的年代”，最值得回忆的就是精神领域的成就，教育的成就，大学的成就，大师的成就。“大学校长”这一极少数极精英之群体，自然是最辉煌的一道风景线。当我们提起北大的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清华的梅贻琦、罗家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和东南大学的郭秉文诸先生，提起这些不朽的名字时，一种近乎宗教的情感会油然而生。

与这些前贤并列，钟荣光当之无愧。早在1920年代，就有“北张(伯苓)南钟”之称，其实钟荣光声誉早著，他比蔡元培先生还要长两岁；两人的经历也很近似：早岁中举，后来投身革命，终以教育为名山事业，经历是“传统士人一职业革命家——现代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这一点他们有别于梅贻琦、竺可桢、茅以升诸先生的科学家出身。

如果将钟荣光和蔡元培作一细分，也极有意思：蔡先生一生更“宏大”更“主流”，无论在同盟会还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地位都极显赫，伟大领袖一句“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奠定了蔡先生的圣人地位；钟荣光相对隐微，功名不及蔡先生，从事革命也只是“票友”身份，极少担任公职，因此更加超然。蔡先生出长北大，最大之事奠过于“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之主张，更重内心；钟荣光所为，主要在将岭大收归国人自办以及此前之全球筹款，偏于行动。

这只是事功层面的对比。在个人魅力上，钟荣光更寓于传奇色彩：1915年，他冲决名教罗网，与钟芬庭女士同姓再婚，比蔡先生举办新式婚礼更富叛逆色彩。更有甚者，他在甲午战争之后，愤世嫉俗，自甘颓废，沉沦于声色犬马，流连于风月场所，过起明末士大夫式的放荡生活，他的超人的聪明才智，都于不经意间流失了。“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恐怕是“温柔敦厚”的蔡先生不敢想像的。

以基督徒身份而为中国著名大学校长，钟荣光不是唯一，却是第一。但钟荣光管理岭大时却坚持社会办学、国人办学的道路，办学经济来源并不仰仗教会。课程方面，学校也开设神学教育．格致书院时期还是必修课程，后来逐渐淡化。最重要的是钟荣光从不要求他人皈依基督，推崇信仰自由。于基督教义之中，他撷取平等、博爱等理念，结合儒家的“大同”古训，教书育人，并且身体力行。

钟荣光对岭南大学最大的贡献当数两端：一是1908年～1917年间的筹款，他周游全球，向爱国华侨币和国内各界集资办学，使岭大成为国内社会办学的先驱；再一便是1927年1月，经过钟荣光和爱国师生的奋斗，将岭大从美国教会势力手中收回，这与当时以收回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主权化运动一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作为一个虔诚的墓督徒，钟荣光对“爱国”的理解也更为深邃。他爱的是语言和文化意义上的“祖国”，而不是作为统治机器的“国家”，他的爱是不夹杂功利目的极为纯洁的。对国如此，对家亦如此，他与结发妻何女士和生平知己钟芬庭女士都十分恩爱，却没有后嗣；一生结交权贵无数，经手款项极巨，从未以此谋个人之私，身后无余财。他视学校如家，爱学生如子，他的身上，完全是由赤子而圣贤的气质。

在我理解，钟荣光与弘一大师（李叔同）又颇相近。使我感兴趣的，是钟荣光的相貌，身材极高而瘦，额头宽广，颧骨转高，嘴唇厚常紧抿，目光专注，一派严师气度，但他的眼神里分明又是不为人察的笑意，如春风化雨一般慈祥。这与丰子恺描绘弘一时所用的“温而厉”极吻合，也符合孔门学生形容孔子的“君子三变，望之俨然，即其也温，其言也厉”。

在香港，在日本人的炮声中，钟荣光度过了他的晚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钟荣光身陷敌境，他无所畏惧，但心脏病日重，1942年1月7日去世，享年76岁。一代贤人，永归道山。

钟荣光的一生，可以皆用尼采的人生观加以归纳，就是人生分三个阶段：青年像骆驼一样忍辱负重、观照人生，中年像狮子一样振聋发聩、挑战传统，最后在狮子的遗骸旁，天真的婴儿出世，这是个人进人澄明之境的标志。

百年前钟先生的道德功业文章，百年后光华灼灼。我们缅怀他，不只是奢侈的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