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文化是什么

唐末辽初，中国北方契丹族迅速崛起在长达219年的时间里，创造出了杰出的契丹文化。

契丹族是北方鲜卑族的后裔，祖居今天辽宁西部的大凌河及辽河上游内蒙古赤峰市西拉木伦河（潢河）一带。晋书载：东晋十六国时，前燕慕容皝七年（343年），慕容皝从燕都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攻宇文鲜卑首领宇文归，“尽俘其众，归远遁漠北。皝开地千余里，徙其部人五万余落于昌黎”①。如果每落人数按五至十人计算，当有三五十万人以上。这里所说的“昌黎”在今辽宁省朝阳市北票和锦州市义县一带；“漠北”在今内蒙古赤峰市东北，克什克腾和巴林左旗一带。中国历史的前南北朝时期，北朝东北部的宇文鲜卑（也应包括亡国后没归附北魏的部分慕容鲜卑）已演化为契丹族，主要聚集于松漠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土河）流域。流传久远的“白马青牛”故事，形象地表述了契丹人的民族起源。故事的大意为：居住于辽宁西部的宇文鲜卑及部分慕容鲜卑以“白马”为象征，沿老哈河自医巫闾山西端而下，居住于内蒙古东南部及河北省围场一带的宇文鲜卑以青牛为象征，沿西拉木伦河自大兴安岭南端而来，两个同族的南北部落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我们从史籍资料里可以看到当时辽西地区大量关于“白马”的记载，而松漠草原关于“青牛”的习俗也极为久远。至隋唐，前南北朝结束，契丹主动归附。大唐在有效管理下建立起了契丹人的地方政权，唐王朝的主要办法是设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为羁縻州，契丹领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领为都督。契丹人对中原文化极为仰慕，政治、经济、文化深受影响。比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契丹人中成了“明星”，耶律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因崇拜白居易（字乐天），竟然给自己起名“黄居难，字乐地”。唐朝晚期，经过长期的熏陶，契丹已经部分脱离游牧生活，基本适应了半畜牧半农业的生产方式，同时已经成为蕃汉杂居的唐王朝肌体的一部分，汉化程度很深了。一些死盯住契丹早期的异族特征，甚或不把很多契丹居地视同唐朝国土的观点是说不通的。有的辽宋陶瓷论者把契丹逐渐南移当做突然闯入中原的草原异族，实际上是把早期内附的契丹和经过二三百年的洗礼，接受了汉文化并同是大唐子民的契丹相混淆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契丹人并不是纯粹的草原游牧民族，它生活的中心区域基本上是在中原和草原的结合部，这一广大的文化板块随着东西或南北的强弱而漂移，或者吸收中原的一部分，或者草原元素增加。

唐末辽初，华夏大地四分五裂，中原藩镇割据，互相争夺，人民灾难深重，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仅以人口为例，唐王朝最盛时的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全国有906万户，唐武宗（841-846年）时剩496万户。从公元907年唐灭亡开始，中国进入后南北朝时期，南朝的后周世宗（955-960年）仅120万户，到宋初才恢复为200万户。在中原陷入动乱的时候，祖居辽西、松漠的北朝契丹政权所辖人口超过南朝，势力日渐强大，雄踞北方，中原各藩镇为拉拢竞相趋附。这时的契丹政权其实为中国当时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其领地逐渐扩大、南移，并进入中原。从唐初开始，契丹民族长期浸淫于汉文化，唐会昌法难后，一直到后周世宗毁佛，100多年的时间里，佛教势力在中原几乎陷入灭顶之灾，但却以各种方式向契丹领地转移，契丹领地成了佛教的东方乐土，大批佛教徒的进入势必加剧中原文化在辽地的滥觞。另外从唐末开始，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大批汉人迁居契丹政权领地，契丹统治者将大量的汉族人口视作财富和国力的来源，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更进一步加剧了汉民的北迁。许多汉族名士加入契丹政权，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藩汉***事局面，政权日益强大。于是，比唐朝（618-907年）正式灭亡早三个月，耶律阿保机登位，公元907年（辽太祖初年），契丹（辽）王朝建立。契丹王朝有时称“大辽”，有时称“契丹”，也有时并用。通过对契丹文字的新研究成果，我们知道辽代实行的是双国号制。人们一般认为辽太祖于公元907年建国称“契丹”，是以民族的名字为国号。会同元年，由于燕云十六州的割入，为了笼络燕云地区的汉人，辽太宗把国号改为民族色彩不太浓厚的“辽”。辽朝曾经两次称“契丹”，两次称“辽”，什么时候称“契丹”，什么时候该称“辽”，汉字资料是严格遵守了的。但是，契丹文字却是“辽”和“契丹”同时出现。只不过在应当称“契丹”的时期，在契丹文字资料中把双国号的“契丹”一词置于“辽”之前。在应当称“辽”的时期，在契丹文字资料中把双国号中的“辽”一词置于“契丹”之前。从而推出，契丹人有时改国号为“辽”，是改给说汉语、用汉字的汉人用的。至于说契丹语、用契丹字的契丹人则在称其国号为“辽”的时期，仍在国号中加上“契丹”。在其称国号为“契丹”的时期，仍在契丹语的国号中加上“辽”，以不忘照顾汉人的民族情绪。契丹语这种一国双号的统治策略，是契丹王朝统治者“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一国两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契丹（辽）领地区域广阔，北部为草原大漠，南部是丘陵山地，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主要在南部。与北部纵深之地不同，南部山地尤其是辽西及赤峰地区的历史进程与中原大体相同，某些时点有崛起之势。辽王朝领地南北发展的不平衡，常常造成一些史学家的迷惑，判断易出误差。

唐以后从公元907年始，中国进入第二个南北朝时期。如果把魏晋后的南北朝（420-589年）视为“前南北朝”，唐以后至元统一则为“后南北朝”（907-1279年）。后南北朝疆界初期偏北，后期偏南。南为五代两宋，北为辽金元王朝，最后，元实现了中国统一。契丹北朝比赵宋南朝早建立了53年，中间隔着史称五代的中原政权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7）、后汉（947-950）、后周（951-960）。这五个朝代均由唐末藩镇节度使而成，政权走马灯般轮换，互相连年征战，却又都在中原小范围内，南方自有割据的十个王国迭替。北方契丹王朝曾把中原的朝廷作为附属自己的“藩辅”，公元947年（辽太宗会同十一年），曾一度短暂地入主中原，在中原的首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宣布南北统一，天下大同。

唐灭辽兴的一段时间里，不同于中原的连年战争，契丹人统治的地区（今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南部）没有受到战火的蹂躏，人口增加，经济得到了发展，势力渐强。此地区的南部本来蕃汉杂居，又有大批的汉人因躲避战火而流入；同时，辽太祖屡次出兵中原，将许多州县的中原民众全部整体迁至本土。

公元902年（唐昭宗天复二年）秋，辽太祖“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今山西）、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

公元903年（唐昭宗天复三年）冬，辽太祖“引军略至冀北(今河北省北部)，俘获以还。”

公元905年（唐哀帝天佑二年），辽太祖与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结盟于云州（今山西省大同），易袍马，约为兄弟，进兵时为河北卢龙节度使的刘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

唐末中原地区大批的汉民迁入辽西和松漠，进一步加速了这个地区的汉化程度，契丹民族和汉族的杂居、融合，也为这个地区的经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原地区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大规模地涌入契丹领地，使契丹领地在原有陶瓷生产的基础上迅速吸纳了先进的生产元素，陶瓷业迅猛发展。同时，各类生产生活陶瓷无不带着唐文化的深深烙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契丹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凡事大多以唐为楷模，包括官职制度、器物风格自不例外。

有各种迹象表明，辽代的陶瓷生产在辽早期已经颇具规模，这是由于辽的领地是盛唐的一部分，生产力水平与中原同步为基础的。比如，辽白瓷就是继承唐“南青北白”的传统而滥觞，辽三彩则以唐三彩为渊源，把三彩器推向了又一个高峰。

与辽王朝相对应，南朝的五代和北宋仍然以青瓷为主要发展脉络，到北宋中晚期，有了宋辽“澶渊之盟”对和平的保障，北宋人口迅速增加，从宋太宗至道二年（996年）的451万户增长到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的1090万户，社会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陶瓷业也空前繁荣，一些名窑如耀州窑、临汝窑、龙泉窑等层出不穷，北部定窑等白瓷具有重要地位。宋辽两朝瓷器比较，宋瓷纤巧、华丽，单色釉瓷成就最高，工艺也较成熟。辽瓷粗犷、拙朴。与唐代相比，辽瓷则更多地带有唐人的遗风， 陶瓷器制作基本承袭唐代陶瓷工艺，低温釉陶占相当大的比例，其中三彩陶器亦称“辽三彩”，远胜北宋三彩器。此外有黑瓷及绿釉器等。器形具有北方民族特色，如鸡冠壶、长颈瓶、凤首瓶、穿带壶、鸡腿瓶、海棠花式长盘，注壶等。辽代白瓷和彩色釉陶（即“辽三彩”）具有很高的成就。

关于辽宋两朝的历史叙述经常发生时空错乱，不少时候人们是不小心将金宋时的南宋和辽做比较，其实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习惯上把北宋和南宋混为一谈，但南宋其实连半壁江山也不到了，日常关于宋瓷名窑的一些说法，因跨度太大，不能全面地认识当时全国的陶瓷发展史。如四川省遂宁出土的窖藏宋瓷，有龙泉青瓷和景德镇湖田窑瓷器，湖田窑瓷器确实有冰肌玉骨，秀色夺人的艺术效果，青白釉瓷器色泽莹润，清素淡雅，纯净细腻。但是其生产年代为南宋晚期，南宋和北宋相比是两个不同的时期，既不是一个时间，也不是一个空间。单拿北宋和辽相比，此宋非彼宋，北宋之瓷和辽瓷比起来，应该说是各有千秋。

契丹文化就是辽文化，辽虽是契丹人建立的王朝，但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其中汉族人口占相当大的比例。从某种意义上说，辽王朝是契丹族与汉族为主的联合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