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封王史:如何由“姑从人间歪例”直至“城头遍插大王旗”

1864年7月底,身陷囹圄的忠王李秀成在湘军大营内写就的自述中,曾痛心疾首地总结了导致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的十大原因,而“ 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 ”在“天国十误”中位列第八。

从1851年金田起义开始,到1864年天京陷落为止,在太平天国仅仅十四年的 历史 中,前后***诞生了2700多位王。

用同时期清朝的一组数据作为对比,就能直观地反映出太平天国这数以千计的王爵,是有多么的不可思议。

满清得国268载,幅员一千多万平方公里,最鼎盛时统治逾四亿生民,但获封王爵者,包括亲王、郡王、异姓王,算上世袭罔替和降等袭爵者,也不过仅仅两百四十余人。

即使再加上漠南、漠北、漠西蒙古(准噶尔除外)先后册封的(含汗王、亲王、郡王)32个王爵,以及418人承袭爵位,整个清朝的 历史 上,满蒙汉全部算上,一***也只有不到700人封王。

太平天国在统治时间、疆域面积和控制人口都远远不及清朝的情况下,其所封王爵却几乎是对手的四倍。

“滥封王爵”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严重扰乱了太平天国内部论功行赏的激励制度。

其次,封王者众多,但诸王之间又没有明确的隶属和上下级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太平天国内部原本统一的战略指挥体系。

但需要指出的是,大量王爵的册封,实际上都发生在天京城破前的两年时间内。

如果将时间节点停留在1862年之前,甚至再向前推移到天京事变时,我们就会发现,太平天国对于“封王”之事,一直是相当克制、谨慎甚至“吝啬”的。

1851年,太平军金田起义成功后,一路披荆斩棘,终于在当年9月攻克了其 历史 上第一座州城——永安。

此时的太平天国,虽仍然处于清军的追击围剿之中,但据守州城勉强得以落脚,总算是暂时告别了此前颠沛流离的局面。

在永安休整的半年时间里,太平天国的政治体制、军事制度得以确定,同时洪秀全在此将首义五大功臣册封为王。

因为“拜上帝教”信奉天父上帝为唯一真神,并宣称“ 普天之下皇帝独一,天父上主皇上帝是也 ”。

按照这一逻辑,太平天国不仅自己没有“皇帝”,而且对于中国封建 社会 的历代君王都加以否定。

所以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也没有称帝,只是1851年3月,在广西武宣县东乡,被众人拥戴为“天王”。

永安之前,整个太平天国只有洪秀全一人称王,而诸如杨秀清、冯云山这些核心骨干,都只是被冠以“军师”、“主将”等尊贵头衔来彰显身份。

出于洪秀全的初衷,本不愿为诸人封王,这既是出于维护“天王”名义上唯我独尊的地位,更因为洪秀全内心深处,对满清政府“封王拜相”那一套封建残余充满了深深的敌意和排斥。

但随着战争进程和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处于核心决策层的几位元老,在军队的权力和作用在不断提升,尤其是杨秀清、萧朝贵作为天父、天兄在人间的代言人,其地位已隐隐凌驾于天王洪秀全之上。

而且正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些来自 社会 最底层的贫苦农民,自揭竿而起时,“封王裂土”就是其内心深处最强烈的向往,长时间对封王一事置之不理,不仅会打击众人的革命积极性,同时还会影响政权内部的安定团结。

有鉴于此,洪秀全也只能“姑从人间歪例”,于1851年10月,以分辖中国四方之意,册封杨秀清(东王)、萧朝贵(西王)、冯云山(南王)、韦昌辉(北王)四人,同时又取羽翼天朝之意,晋石达开为翼王。

随后在《封五王诏》中明文规定“西王以下,诸王皆受东王节制”,至此,以洪秀全为首,杨秀清次之,五王辅政护主的太平天国权力运行格局得以成型。

但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因为避天父“爷火华”之名讳,太平天国内部并没有“王爷”一说,对获封王爵之人,只能是尊称其为“某王”。

自永安之后,洪秀全一直秉承着“非大功不得封王”的宗旨,严格控制封王的数量。

而“大功”又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连永安突围时立下头功的虎贲先锋罗大纲,甚至率先攻下南京的悍将林凤祥、李开芳,都无缘王爵。

也因此,直到1853年定都天京时,太平天国都一直维持着首义六王的局面(其中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均在定都前战死)。

1853年5月,洪秀全、杨秀清决定同时向西、北用兵,开始了太平天国 历史 上著名的西征和北伐。

北伐军在林凤祥、李开芳的率领之下,由安徽北上河南,继而经山西东趋直隶,一路高歌猛进势如破竹,甚至一度打到华北腹地、京畿近郊的天津。

但由于北伐军遵循东王制定的“ 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縻时 ”为行动宗旨,片面强调速战速决而忽视了后方战略据点的驻防,随着战线的拉长,导致后援补给困难的问题开始暴露。

又恰逢北方的寒冬提前降临,风雪泥淖之中,两广士兵身着单衣,三餐无继,同时还要在平原之上,硬撼对手最精锐的满蒙骑兵,形势已经相当危急。

而杨秀清得知北伐前线的情况之后,也是万分焦虑,急忙组织救援力量,同时鉴于北伐的重要性,必须选择一个重量级人物来担任援军主帅。

因为担心地位紧随其后的北、翼二王在救援北伐成功后声威更盛,进而威胁自己的地位,东王将目光投向了此时身为百官之首的天官正丞相秦日纲。

为提振士气也为激励秦日纲,杨秀清史无前例的在救援部队尚未出发之前,晋封其为燕王,秦日纲也因此成为定都天京后封王的第一人。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西征军这边,由春官正丞相胡以晃主持,前期同样是一路奏凯,溯江而上再次攻克安庆。

1853年6月底,围攻江西省府南昌多日不下后,西征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国宗韦俊率领,继续西进湖北;一路则由胡以晃指挥,北上攻取庐州。

胡以晃部锐不可当,连克桐城、舒城,并于1854年1月攻克皖北重镇庐州,同时,太平天国前期最大的苦手、庐州守将江忠源也在此战中殉城。

庐州大捷的消息传回天京,洪、杨大喜过望,加封胡以晃为护国侯,旋改护天侯。甲寅四年(1854)四月,天王再次降旨,诏封胡以晃为豫王。

至此,直到天京事变爆发,秦日纲和胡以晃成为继“首义六王”之后,仅有的两位被封王爵的太平天国将领。

“燕”指燕京,意在希望秦日纲直趋满清老巢,“豫”乃河南,当然是希望胡以晃能挥师平定中原。

从王爵封号的赐予来看,“燕王、豫王”不仅是对秦、胡二位将领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同时也代表了太平天国对未来最美好的愿景。

1856年9月,太平天国 历史 上最致命的内讧事件——天京事变爆发,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先后死于内乱互戕中。

天京事变后,“首义六王”中硕果仅存的翼王石达开开始在天京主持大局,但随着其大权在握而声威日隆,洪秀全逐渐对这个外姓将领又产生了防范和猜忌。

1857年,洪秀全将两位既无战功又能力平庸的兄长,洪仁发(安王)、洪仁达(福王)赐封为王,并下旨安、福二王***同参与政事,以此挟制石达开。

当年6月,翼王石达开负气出走天京,并很快在安庆召集了十几万旧部。

翼王出走,使洪秀全深感此前封王之举过于鲁莽草率,慌忙废去二位兄长王爵,同时为石达开奉上“义王”爵号,希望其回心转意,但石达开心灰意冷、去意已决,执意脱离中央,并从此自立门户,走上了艰苦而漫长的西征之路。

至此,除洪秀全以外,金田起义时的核心决策层人员全部成为 历史 。

而太平天国经历天京事变后元气大伤,此时处于“国中无人、朝中无将”的不利局面,洪秀全被迫恢复之前的五军主将制,并启用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一批年轻将领。

事实证明,这些此前在太平军中缺乏表现机会的后辈,确实没有辜负洪秀全的信任和赏识,尤其是陈玉成和李秀成二人,先后联手于1858年9月二破清军江北大营,当年11月,又取得三河镇大捷,全歼湘军第一名将李续宾及其麾下六千湘军精锐。

经过战火洗礼,这批后起之秀逐渐成为太平天国冉冉升起的新星和栋梁之才。

1859年,洪秀全族弟洪仁玕由香港抵达天京,为内外交困的太平天国带来了先进治国理念和西方资本主思潮,值此用人之际,洪仁玕很快受到了洪秀全的认可和倚重。

同时,鉴于陈玉成的优异表现和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军事成果,洪秀全推翻之前翼王出走时定下的“永不封王”的承诺,于1859年5月,晋封洪仁玕为干王,陈玉成为英王。

紧接着,同为五军主将的李秀成(忠王、)蒙得恩(赞王)、杨辅清(辅王)、李世贤(侍王)也先后于1859年被封王爵。

同时下诏,明确规定“内事不决问于干王,外事不决问于英王”。由此,太平天国经历浩劫后,重新形成了干王主政,英王主军,五军主将辅政护主的权力格局。

从这一时期开始,太平天国的封王规模开始逐渐扩大,除洪仁玕和五军主将外,包括此前被废黜的洪仁发、洪仁达被重新晋封为信王和勇王,即使连指挥湘潭之战,造成西征最大惨败的林绍章也被封章王。

同时,洪秀全又开始对其子嗣、洪氏族亲等封王,1859年后,王爵人数在快速增加,但总体而言,封王人员主要都集中在皇戚国戚和独当一面的军中骨干。

封王的标准有所松动,门槛在不断下降,但对于一个政权而言,这种速度和规模的封王,虽不能算特别严谨但也还远远谈不上泛滥。

真正“滥封”的先兆发生在1861年9月,安庆保卫战失败之后,负责救援的陈玉成兵团北撤庐州。

同年底,为开辟新的根据地,英王决定在据守庐州的同时,分兵远征西北。

临行之前,为了鼓舞士气和重振军心,陈玉成特意向天王请旨,晋封陈得才(扶王)、赖文光(遵王)、梁成富(启王)、蓝成春(祜王)等四位远征主将为王。

这是太平天国 历史 上,王爵的册封对象,第一次由方面军统帅,下沉至集团军将领。

陈玉成兵团的二级将领被封王,与之地位相当的李秀成兵团自然紧随其后,1862年初,忠殿第一悍将陈坤书获封护王,脱离石达开远征军后回归天朝,转隶忠王麾下的童容海,被封保王。

1862年,可以说是太平天国封王 历史 上真正的转折之年,6月,随着英王兵败庐州并最终于寿州被俘遇害,太平天国最具实力的陈玉成兵团不复存在。

同时,参与救援安庆的杨辅清、刘官芳、吴如孝等将领,部队实力也受到极大损失。

相反在这一时期,李秀成、李世贤兄弟,未经安庆战火,势力膨胀到了巅峰,不仅兵强马壮,还控制着江苏、浙江这两个最富庶的省份。

此前英王、忠王两大军事集团交相辉映的局面,逐渐演变成为了忠殿势力一家独大,掌控半壁江山的格局。

出于对外姓将领发自内心的猜忌和提防,洪秀全开始频繁地给李秀成、李世贤麾下众多将领封王,借此来分化、瓦解李秀成集团的势力。

但以“滥封”作为前提的制约手段,实际上造成了两败俱伤的双输结果。

李氏兄弟麾下的众多将领获封王爵后,开始各怀异心、拥兵自重,不再受老上级的约束,但同时这些头顶王爵的新任诸侯们,对洪秀全的态度也是“听封不听调”,并随时做着投敌降清的准备。

如此一来,李秀全确实失去了对部下的掌控,但中央集权也并未因此得到加强,太平天国的总体实力被削弱,军队内部建制有序、上下有别的体系也进一步遭到破坏。

到1863年初,太平天国当时最具实力的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辅王杨辅清三大军事集团,麾下被分封的将领已接近百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滥封”更陷入一种欲罢不能的恶性循环。

封王人数不断增多,自然造成王爵含金量的持续下降,这是所有人的***识。但既然已经封了这么多王,想要突然停手,必然会遭到更多将领的抵触。

因此洪秀全虽然明知封王不妥,但为避免厚此薄彼,仍然要毫无节制地继续加封。

甚至连滥封的受害者李秀成,虽然内心对滥封十分反感,但每逢部下立功,他也只能被迫上奏为其请旨封王,当然,天京方面通常都是一概应允。

而随着太平天国战事的持续恶化,洪秀全更加迫切地需要稳定各路将领的军心,使其团结在中央周围继续战斗。

但国库空虚,天王既乏金银财宝赏赐,又无地盘兵力赠予。唯一拿得出手、也不需要任何实际成本的,就只剩下大面积的王爵赏赐了。

就像李秀成在自述中提及的那样,封王一事,逐渐发展成了“ 不问何人,有人保者俱准” 的局面。

再加上洪仁发、洪仁发这两个昏庸贪财的兄长,趁此国难之机,在天京城内大肆卖官鬻爵,又进一步加剧了滥封的恶果。

最终,整个太平天国,大大小小的“王”达到了史无前例的2700多人,因为封王太多,常用字已无法满足王爵封号的要求,猪、狗、牛、龟等难登大雅之堂的字眼,纷纷拿来滥竽充数,甚至要靠查字典方能起名,就这样,都仍然还有大量的王爵无法命名,最终只能被统一冠以“列王”之名。

据后来为湘军所擒的幼天王洪天贵福回忆,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时,城内依然还有上千位王没有逃出,而此时,守卫天京的总兵力也才不过万人,实在是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