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览河曲山曲

游览河曲山曲

山西被称为“民歌的海洋”。山西100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据统计,已收集到2万多首民歌,到处都是浓郁的地方色彩。追溯到春秋时期,《诗经》中的唐风和多为山西民歌,著名的《说书》和《割谭》也是山西民歌。千百年来,山西民歌的沉郁,情感的饱满,爱情的热烈,唱景的真挚,是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民歌都望尘莫及的。

民歌起源于民歌。顾名思义,山歌是指在山野、田野、悬崖、院子里随时可以唱的短歌。在山西,最著名的民歌是河曲民歌。最受欢迎的山西民歌《走西口》最初是因为河曲,所以我们选择河曲作为探访山西民歌故乡的第一站。

河曲民歌的起源

4月28日,他从太原出发前往河曲。

坐在车里,我无法放松。作为“厚山西”的采访者,我第一次深刻体会到“厚”字的分量之重。那天中午,我们在忻州市停了下来。在山西日报忻州分社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忻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秘书长吴先生。吴先生研究河曲民歌多年,出版了多部与民歌、戏曲相关的专著。

我对吴老师说,你把我当学生,请给我上一课。

河曲,位于山西西北部的黄河三角洲上,西望陕西,北接内蒙古的汉族聚居区。解放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农民,由于土地集中,连年干旱,纷纷跑到西口(河曲农民称内蒙古河套地区为“西口”)出卖廉价劳动力,维持最低生活。他们的主要谋生手段是“拉拢”“痛打”西口外的地主,其次是下煤窑或“奔河路”(指船工的生活)。一般是春秋两季,有些人已经在外地生活了很多年。当地人把这种生活称为“西进”或“外奔”。

由于大量农民“西游”,晋西北和内蒙古西部的经济文化生活普遍交流,蒙汉民族的民歌也相互影响。流传于内蒙古西部的汉族民歌,不仅在绥远流行,在晋西北也很流行,甚至流传到陕西、甘肃等地,成为这一广大地区汉族人民同样的民歌(此类民歌体裁相近,但歌词、曲调不同)。在河曲,人们称之为“山歌”。

《曲珊》是河曲地区人人都会唱的民歌。说“家家有弦歌新谱,儿女长辈唱儿歌”一点也不为过。据说最好的歌手可以“唱三天三夜而不重”,可见他的富有。多少年来,劳动人民为了消除疲劳,抒发感情,在劳动生活的过程中,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这种从歌唱到演唱的自娱自乐的即兴歌唱形式。分布在全县各乡镇。男人、女人和孩子一直在唱歌。他们想唱什么就唱什么,歌词都是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

民歌的曲式是四小节构成一个乐句,八小节构成一首乐曲;后四小节多为前四小节的重复或略有变化。上乐句的尾音通常落在主音和从属音上,下乐句的尾音落在主音上。

民歌的歌词形式以七言律诗为基础,但不受七言律诗的严格束缚,可以随着情感和语言的变化自由伸缩。可以是“水坑树上剥一条鱼”的工整七句体,也可以是“找个好人绕天空飞,找个泥巴小子下地狱游”的对称八句体,也可以发展成“一道风景后剥一层泥”的更自由的十一句体。或者可以变成“大榆树,二八叉,谁来给我们控臀”的三八八句式。随着语言的变化,节奏也在不断变化。一首短小的民歌,因为演唱者的人生经历不同,喜怒哀乐的变化和快慢也不同。可以唱出不同的内容,用不同的对象反映不同的生活情绪。

在曲调的演唱风格上,民歌的曲调嘹亮,粗犷豪放,音域宽广,节奏自由。河曲民歌的曲调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民歌大量运用真假声结合的方法,使其形成了区别于其他体裁民歌的独特唱法。比如农民举锄头牧羊抖落鞭子的时候喊一嗓子,高音起不来了就用假声,体现了人们思想开放的爽快精神。二、民歌运用了大量跳跃性大的旋律,从最低到最高音符可以跨越七八度甚至十一二度,形成一种跌宕起伏、跳跃活泼、热情奔放的节奏感。第三,曲调采用长音的方法。所谓长音,就是在高音区和中音区可以自由延伸,想唱多久就唱多久。开心的时候可以根据自己的力量无限延长,表达农民唱歌时的兴奋。

吴先生说,由于时代的演变,民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比如上下句的对比比过去更加贴切生动,词的意境更加甜美深远,产生了一大批反映不同时代的优秀民歌。但最令人陶醉的是山野的原创歌曲。改编的民歌往往增添了现代气息,去掉了那些粗鄙的语言,却失去了民歌原有的魅力。

通过吴老师的介绍,我了解到近30年来,河曲、等地涌现出三四百名知名的农民歌手,并有大批享誉全省乃至全国的专业歌手被派往国外。

宝德的三兄弟姐妹以他们的歌唱而闻名。

提到著名的忻州民谣歌手,吴老师推荐了来自保德县的杨中青、杨爱珍、杨仲义三兄弟姐妹。在忻州逗留的当天晚上,我遇到了刚从北京回来的杨爱珍女士。杨爱珍,51岁,目前自费就读于中国音乐学院。她希望从理论中汲取更多营养,回到山西训练新的民歌。

杨爱珍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是醉人的。我一看到她,就忍不住要她唱一首民歌。她笑了笑,张开嘴唱道:

在杜巴巴梁戈亮的那个人是谁?

那是我致命的二姐。

那座山上生长着十种草。

十件事,我看姐姐九件事都好。

兄弟,我在坝梁上

姐姐,你在那条沟里

看好你弟弟。

姐姐,挥挥手就行了

据杨爱珍介绍,家里的兄弟姐妹都爱唱歌,但深受父母影响,父母是村里有名的山歌手。尤其是母亲,有着那山泉般清澈甜美的声音。孩子们从小就在充满歌声的氛围中长大。那时候生活很辛苦。爱珍的爷爷和叔叔已经路过,但家里的歌声从未停止。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优美的民歌让孩子们忘记了所有的苦难。长大后,哥哥中青在民谣的海洋里,唱了一辈子。爱珍去了民族音乐,立志成为一名民族唱法的职业歌手。弟弟钟毅走上了戏曲之路,现在是新洲北路梆子团团长。

最后,杨爱珍对我说:“你应该采访一下我大哥。他痴迷于民歌。他好像是为民谣而生的。”杨爱珍的话让我很感动。杨家三兄妹的成长离不开温暖的歌声家庭,这种精神也是河曲和农民自强不息的精神楷模。“河曲保德州,十年九年,男的去外面,女的挑苦菜。”在那些苦难的岁月里,正是这些代代相传的民歌,帮助人们化解了后顾之忧,走向了美好的明天。

第二天早上,我们从忻州出发,去了保德县。

保德县位于河曲县西南部,与陕西省府谷县隔黄河相望。隔着一座黄河大桥,两岸人民亲如一家,说着一样的方言,唱着一样的山歌,靠着一样的母亲河。

正是在这个两岸交界的地区,陕北信天游与山西民歌相互交融、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了许多具有相同特点的民歌。以前山西陕西内蒙一起唱一首歌肯定风靡一时。直到现在,生长在这个毗邻之地的民歌,成为三地人民的精神财富。

在这里长大的杨忠清,今年已经62岁了,但是无论你怎么看他,他都没有超过50岁。民谣让杨中青过上了年轻纯粹的生活。一提到家人,杨忠清就开始讲起了:我父亲是一对一的小贩,挑一根扁担,装两筐宝德的一些土特产,一路扛到河曲,再把河曲的土特产挑回来。就这样,在从宝德到河曲的往返途中,父亲把河曲民歌带回了宝德。我父亲从不一路走哑,而是每走一步都唱一首歌。除了有一副好嗓子,我妈也很精神。她一边工作,一边作曲、唱歌。小时候,我总是在妈妈纺纱的时候捣乱。我妈妈张开嘴唱道:

妈妈想转。

你想混人群(方言,意思是捣乱)

我们的生活不能结束。

我的杨仲卿

在父母的影响下,6岁的杨中青在教会聚会上能说快板,唱民歌。长大后,他每年利用假期挣钱买二胡、小提琴、音乐方面的书。为了提高自己的伴奏技巧,他每天把嫂子挡在大门外,让她唱歌伴奏。如果她不唱歌,就不允许她在医院吃东西。

65438至0986年,杨忠清被调到县文化馆,任文化馆副主任。多次参加全国、华北、各省区的文艺演出,获60个奖项。成为省内著名民谣歌手,被民谣界誉为“黄河民谣之王”。

跟随杨忠清,我们来到了他工作的保德县文化馆。两层楼的文化中心很简陋,他那间不到10平米的办公室更显得阴暗局促。一张小书桌,一盏昏黄的灯,一台破旧的小录音机,都是杨中青承载的民谣梦。他从柜子里搬出十几盘自己录的简单磁带,放进录音机里。一阵悠扬的歌声飞出,杨忠清露出欣慰的笑容。在我对面的墙上,有一张杨中卿去日本,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大照片。然而眼前这一片落寞的景象,让我很难和著名民谣天王杨中青联系起来。

奶奶一倒下我就点了灯。

看灯。我去看看灯。

睡觉时双臂弯曲,脸朝着墙壁。

一串相思泪落在枕边。

在《伤心难过的歌》里,杨中卿说现代人看不起民谣,人们觉得民谣过时了,但我觉得民谣虽然很短,有的也就两句话,但内涵很深,几句话直入人心。最让我担心的是,以后民谣传不下去了。也许若干年后,我的名字杨忠清只是印在资料册上的一个符号。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唱了一辈子的民谣留在世界上。我不想把这些歌带走。

杨中青真的像姐姐说的那样热爱民谣。当他上床的时候,他一直唱着歌睡着了。在睡梦中,他唱着歌醒来。

当今时代有多少人喜欢这样的民谣?

生活在歌声中的河曲人

进入河曲的标志是城边插笔的高塔和元曲大师白朴的雕像,向世人展示了河曲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

小雨中,我们的车停在了河曲著名的溪口古渡。抬头望去,白色的河漫滩在烟雨雾中向远方延伸,尽头的群山若隐若现。这里是《乌鸦三省》的西口,这里是泣不成声的黄河水,姐姐伤心的眼泪,哥哥心碎的鲜血,流出震撼人心的《走西口》的地方

突然,耳边响起一首清亮的歌,求功名。不远处的一个小亭子里,三个河曲女子迎着雨声欢快地唱着歌。踩着歌声,我们来到了他们身边。面对几个陌生人的“注视”,他们不仅没有感到不安,反而唱得更大声了。唱几首歌。其中一个问我们:你们不是河曲人吧?你是哪里人?你在这里旅行吗?

据说我们是太原的,记者,专门采访河曲民歌。他们很开心,给我们讲河曲民歌的点点滴滴,比如有多少种曲目,有多少歌手,有多少人还爱着民歌。

当他们匆忙结束时,他们抛给我们一个难题:在我们告诉你所有事情后,你必须回报一些东西。给我们唱首歌。

唱歌?我们面面相觑。看着我们互相推掉,他们很惊讶:这有什么难的?你们太原人怎么这么忸怩?如果你不唱,我们不会让你走。

不得已,我们几个人一起唱了一首歌。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哼唱,拍手为他们伴奏。唱一首歌,当我们挥手告别时,我们感到依依不舍。

这就是河曲人的淳朴和热情,他们的性格就像歌里唱的那样充满真情实感。这三位开朗、热情、迷人的河曲女性中,年龄最小的55岁。令人惊叹的是,在美妙的民歌中,河曲人不仅活得年轻,而且充满激情。我在河曲女人这里发现了最美的风景。

在河曲这片土地上,小到几岁的娃娃,大到龙钟的老人,男男女女,无时无刻不在歌唱。据说河曲有几个知名的家庭剧团,一家几代人组成一个音乐会在乡镇之间巡回演出,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农民的闲暇生活,也极大地增强了河曲民歌的流通功能。

河曲人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嗓子?说起这个话题,当地人都笑了:黄河养人。也有人说:吃酸饭吃。

酸捞米,又称酸粥,是河曲最正宗的特色大米。河曲地区雨水少,5月前土壤无法耕种,只能种一种叫米米的粮食,这种粮食抗旱性强,生长期短,但米米的粮食放入口中后变得又苦又涩,只有用酸搅拌才能好吃。具体来说,小米煮熟后,放入大缸中,倒入酸菜水,盖上盖子,酸菜水浸泡米粒发酵后再取出。以前河曲人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酸粥,喝一碗酸汤,那天在地里干活就不用喝水了。酸粥对河曲人起到了清肺热,滋养好声音的作用。直到现在,外地人来河曲,都要先尝一碗酸饭,才觉得真的来过河曲。端上一碗酸饭,在嘴里挖一口酸饭,酸到可以吸鼻子。咽下去后,你感觉到一股甜味溢出牙齿,然后一股又凉又滑的感觉在喉咙里徘徊了很久。真的是人间美味。

一进河曲县城,听到地道的河曲民歌,吃一碗酸饭,突然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融入了河曲这个充满了深厚民俗文化的海洋。

“西进”并不是一场悲剧。

河曲人世代传唱,最遗憾的是留下的记录不多。在我采访的过程中,能问到的关于河曲民歌的资料非常少。最权威的资料是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出版的《河曲民歌》一书。这本书的作者,《词刊》原主编肖星,于1953年赴河曲采风,精心编撰了这本河曲民歌经典专著。本书详细记录了小星同志在河曲三个月生活中,从农民口中收集、记录的最原始的河曲民歌。在河曲人手中,这部专著被一次又一次地印刷。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仍是研究河曲民歌最基本的素材。

民歌最初存在于山野的田野里。口口相传是河曲民歌的唯一记录。全面总结和收集民歌是一项艰巨而又繁重的工作。在河曲,听说有个退休的博物馆干部叫韩云德。他花了近40年的时间收集河曲民歌。他走遍河曲的每一个村庄,拜访最古老的民间艺人,用他的笔详细记录和收集最原始的民歌。人们都说河曲没有人能比韩云德收集到更多的歌。韩云德倾注了一生的精力,最大的愿望就是出一套完整的河曲民歌。

在河曲县委宣传部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县文化馆退休干部张贤亮。张老今年72岁。50年前,他陪小星同志在河曲采风。此后,他做了大量保护和宣传河曲民歌的工作。

在与张先生的交谈中,我了解到的“西渡”虽然令人痛心,但历史上真正的“西渡”曾经给河曲带来了繁荣的商业贸易,实际上对河曲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河曲位于晋陕蒙三省交界处,北接河套平原。河曲地区连年干旱,但河套平原肥沃美丽,所以从唐朝开始,河曲人就走出西部,到河套平原谋生。清朝顺治年间,为了稳固边防,防止汉蒙结合,朝廷下诏,在长城至偏关的黄河沿岸,设立宽15里,长2000余里的黑边区,绝对禁止汉蒙两地民众往来。

直到康熙年间,鄂尔多斯部落首领给康熙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有理有据,情有可原,请求朝廷放开关隘,让两地人民互通。于是,康熙三十六年,朝廷下令批准河曲的溪口古渡为汉蒙民众公开交流的主要渠道。对河曲来说,“西进”不是悲剧的开始,而是蒙汉人民互通有无的良好开端。

“西进”在民国初年最为兴盛,河曲的经济、文化、交通发展达到顶峰。据河曲县志记载,光绪十六年,河曲有商号10家,外商大量涌入。据民国10年地方商会统计,当时河曲县共有147家糖、面、豆腐、酱油店,只有195家油坊、货铺、酒店。城里旅馆爆满,街上人头攒动,买卖声不绝于耳。当地富豪的“十大富豪名”也在此时涌现,个人资产超过6.5438亿银币。《河曲旧志》中有“一年如流莺,百货店如瘦马驼”的诗句,展现了当时商贾云集的繁华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交流也开始蓬勃发展。由于汉语和蒙国语不同,歌曲成了两个民族人民交流的工具。这一时期,内蒙古的登山调传到河曲,许多民间艺人以唱歌为生。他们的歌唱活动为民歌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民国16年(1937)以后,由于日本的侵略,军阀混战,土匪猖獗,西行变得非常危险和艰难,许多人在途中惨死。1940后,内蒙古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双方甚至断绝了联系。当时很多家庭都遭遇了亲人分离,无法相见的悲剧。河曲兴盛时期的剧目《走西口》是小喜剧,耍把戏,唱得欢,而现代版的《走西口》则呈现出悲凉婉约的景象。

河曲民歌之王贾德义

采访河曲民歌艺人,不能不提一个人。他叫贾德义,曾任县文化局局长、文化馆馆长。这位被誉为“河曲民歌之王”的文化英雄,为民歌界倾注了全部的生命精力和心血。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贾德意,不仅唱功了得,还不停地弹奏相关乐器。1963年,贾德意自学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但县领导强行留下,让他从事群众文化工作。此后,老贾从未离开河曲,从事群众文化工作40余年。

问完老贾你后悔留在河曲吗?他默默摇头:“我不后悔什么都没有后。我非常喜欢家乡的民歌。我当初也是想把河曲的民歌发扬光大。”老贾失去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后,并没有气馁。一边工作,一边下到基层,开始了艰辛的创作生涯。让凸点像金子一样发光,是他的终极理想。他随剧团走遍黄河,足迹遍及陕北、陕北、内蒙。他不仅掌握了大量的民歌,而且对民歌的起源与演变、天信仰、爬山调等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为晋西北民歌的研究掌握了第一手资料。

河曲土生土长的民歌吸引了无数中外影视剧组。早在上世纪70年代,老贾就与著名导演谢晋合作,从此,所有来河曲的影视剧组都要找老贾,这成了惯例。为了协助剧团拍戏,老贾担任了外联、演员、观众坐、场务、副导演、现场调度员。他自豪地说:“我和很多著名导演合作过,和很多著名演员打过仗。”

老贾经过多年的实践经验和潜心研究,已经出版了六七部民歌专著,其中大部分是自费出版的。资金不足的时候,他就借钱,借钱。我问他:你这么有名,怎么会没钱?

他说:民谣歌手怎么可能像那些歌手,电影明星?我们没有很多钱。我组织过很多演出,从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因为心中的爱。一场演出我贴了几千块,效果还不错。我已经很高兴了。

因为地方资金短缺,老贾的表演团队用的是最便宜的演员,这也是节目质量低、档次低的主要原因。老贾说:他陕北安塞的于涛,那首歌真的没什么意思,但是人家唱一首歌就3000块钱,我怎么买得起啊?

40年的工龄和副教授的头衔并没有给老贾带来任何好处。一间18平米的清朝乾隆年间的小屋,就是他的家。他自己挑水做饭。它既是厨房又是卧室。没有学习也没有文案。墙上挂满了他大半辈子积累的手稿和资料。为了艺术事业,他不仅一直穷困潦倒,还失去了家庭的温暖。20年前,他的妻子对他说:“我想要一个家庭和一个丈夫,但你只是埋头研究。写几盒纸花不了钱。不去想怎么赚钱,就别再活了。”

面对妻子的最后通牒,老贾依然无法放弃对民谣的热爱。最后,他不得不留给妻子三箱手稿、两箱书和几件乐器。

几十年的艰辛和奋斗,老贾还是满足于精神上的享受。他没有时间去关心生活的简单和落后。目前,他最希望和渴望的是有更多的精力和更雄厚的资金为河曲打造一流的表演团队,同时出版自己整理和研究的河曲民歌专著。

采访贾德毅的那天,恰好是他组织二人《走西口》排练最紧张的时期。听说省电台会给他们录节目。在演出现场,我认识了一位鲜为人知的歌手新。今年六十七岁的新,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天生的好嗓子使他在全国民歌比赛中获得了七个奖项。老贾和老辛合作了40年,对民谣的热爱让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老贾组织的每一场演出,都是老辛叫的,从来不付钱。在演出中,年近七旬的老辛永远是第一英雄。我问新李生:子子孙孙这一代有没有接班人?他摇头说没有,我又问:你能唱几年?他笑着说,再唱三年没问题。

再唱三年!三年后呢?贾德毅、新李生、杨中卿之后,谁会唱河曲民歌?

我发现这些民谣歌王的背后并没有什么得力的弟子或传人。原因,他们告诉我,是现代的孩子不再喜欢民谣,嗓音条件好的孩子进入了正规的音乐机构深造;其次,民歌的传播还停留在最传统、最原始的口口相传,没有纳入规范化、系统化的宣传教育;此外,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民谣未来的生存将岌岌可危。

我想亲吻我柔软的手腕,

拿起筷子,端不动碗。

我想亲吻我的心,

煮饺子放一锅药蛋" target = _ blankgt山药蛋

我想你,我想你,我真的想你

我弟弟三天没吃一粒米。

茴香卷心十八九层。

姐姐,你爱这个受苦的人吗?

在河曲住了三天,下了三天雨。雾中的河曲县城有着怀旧而淳朴的气息,街边小店传来清脆的山歌,让人感觉恍如隔世。当满载歌曲的汽车离开河曲,我们的心情越来越沉重。我们不希望这些动人的歌曲最终成为录音磁带上的音符;我们不想以后在河曲市再找到什么热爱民歌的疯狂老艺术家;我们不希望,当河曲民歌在文化舞台上的身影越来越模糊的时候,世人对河曲民歌的喜爱只成为“拯救”民歌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