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的作品鉴赏

《平原》中，毕飞宇既呈现了乡村世界美好的一面：有金秋麦黄的灿烂景象；有田间地头的撒野狂欢；有青年人对于理想、爱情的热切追求；但是，他也毫不忌讳的展示阴暗的一面：由于闭塞、封闭造成的蒙昧；在局促的空间中，由于流言、误解、性格差异等造成的日常的、近乎于无事的种种悲剧。

历史错位

《平原》所讲述的上世纪70年代这段历史，对作者而言是清晰而深刻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 “《平原》是离我最近的一本书，它就是从我的现实人生里生长出来的，是我的胳膊，在最顶端，分出了五个岔。” 王家庄的农民、下乡知青、支部书记、对“地、富、反、坏、右”的批斗会、“给思想排地雷”……这些时代的光彩人物和标志性的事件***同构成了王家庄历史的主要内涵。“从一个时代不同的客观现状中重建时代精神，从这一时代的宗教直到它的衣装服饰。我们从客观事物的后面寻找整体性的东西，用这种时代精神去解释所有的事实。” 《平原》通过这种方式，揭示了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王家庄，政治权力的时代精神统领了这段历史，也统领了这个时代所有人物的命运。王家庄许多事件的发生、人物命运的变化，都与“权力”欲望的驱使相关。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中，一次次的阴谋、一次次的罪恶，构成了王家庄“历史”的主体与动力，而一个个的生命则成了“历史”的牺牲品， “历史”在此露出了它狰狞而血腥的本相。这种隐藏在“历史”帷幕背后的“本真历史”，不断冲击并改变着人们在时间长河里形成的“历史观”，从而形成了历史的错位。 “文革”时期的这段历史错位，通过《平原》中的典型人物得以体现。吴蔓玲是从南京来的知青，刚到王家庄就喊出一句口号，即著名的“两要两不要”：要做乡下人，不要做城里人；要做男人，不要做女人。她像男人一样拼命干活，像乡下人一样说土话甚至粗口，她成了王家庄的“亲闺女”。对党的忠诚、对政治的孜孜以求，使她成功地当上了王家庄的大队支部书记，在王家庄扎下了根。她始终感念公社革委会主任洪大炮对自己“前途无量”的肯定，甚至给自己的看家犬都起名为无量。吴蔓玲一心扑在政治工作上，开批斗会，扫盲搞教育，带领村民学习、劳动。她积极向高处发展，热衷于“与人斗”，从中感到“其乐无穷”，而且她总是胜利者。“铁姑娘”吴蔓玲坚持做到王家庄人公认的真理：一个人越是把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才越是说明这个人对工作的热爱。她的形象发生了连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变化， “又土又丑不说，还又拉挂又邋遢。最要命的是她的站立姿势，分着腿，叉着腰，腆着肚子，简直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女混混！”在把自己改造成一名铮铮男将的同时，吴蔓玲也忽视了自己女性身体的存在。因此可以说，这种对政治的狂热追求和对自身作为女性存在的忽视，正是“文革”的历史错位在一位普通女性身上的具体表现。这种历史的错位，在她阻挠混世魔王当兵的行为中更是有着透彻体现。混世魔王是同吴蔓玲一起来到王家庄的知青， “又积极，又肯干，性子也开朗”，劳动时 “简直就是拼命”，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早点离开王家庄，通过当兵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然而，吴蔓玲却以 “祖国需要保卫，但更需要建设”的政治口号一次次地取消他的当兵资格。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混世魔王强奸了吴蔓玲并以此相威胁，凭借这种卑劣的手段走出了王家庄。吴蔓玲的结局令人同情，更令人反思。在吴蔓玲身上，可以看到“文革”背景下人物追逐权力而导致的悲剧，也可窥视到政治环境对人的生存与精神追求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这种历史错位误导了人们的认识，无限抬高了“政治”“集体”等概念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毕飞宇对于“文革”中的政治权力曾这样总结： “我们的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作‘人在人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仅依附于权势，同样依附在平民、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身上。” 此处的这个“鬼”，正是一种历史的错位。

人性错位

在《平原》中，作者同时关注人性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化，他透过个体的人心状态和生存状态来窥探历史的本真面貌。在王家庄，乡村社会的伦理体系与“文革” 政治结合形成特殊的社会状态，钳制了生活在这里尤其是心怀希冀的乡村青年人的自然人性发展，吞噬并腐化着人物的美好人性，形成了最终的异化与扭曲。这种人性的扭曲与人天生对美好人性的追求相异，也是特定历史意志下的人性错位表现。 “王家庄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痴迷胜利、最渴望胜利的地方了。王家庄什么都可以没有，什么都可以不要，就是不能没有胜利。胜利是王家庄的命根子。”政治运动渗透于乡村的一切活动，政治化已经成为一种群体意识。生活在这种特定环境中，人人都处于精神被压抑、身体被规约的状态。最具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是主人公端方。他身上几乎聚集了那个时代所有渴求理想却又无力实现的青年最为刻骨的伤痛。年轻的端方有着青春的理想，不断寻找自我命运的突围方式，然而在“文革”的背景下， “命运不是别的，命运就是别人”。王家庄的现实伦理，不可能为他提供一种正常合理的发展通道。各种禁锢的伦理体系、逼仄压抑的乡村环境，冲击着端方最本真的人性，形成了诸多错位。在这之后，端方以“破坏”的方式生活在王家庄，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打造自己的身体，更以残酷的手段征服他人，用拳头和心计在青年中建立了自己的首领地位。如在处理大棒子溺水事件时，他忍受佩全的拳打脚踢， “脸上和胸前都红成了一片，血淋淋的，一张脸也变形了”。而当弟弟网子遭遇黑手之后，他又用行动让王家庄人知道， “惹到他端方的头上，究竟能落到什么好”，找到佩全用膝盖出其不意“十分凶猛”地将其击倒在地，因此震慑了佩全的“死党”，平息了事端；为了守护自己与三丫的恋情，以“三丫我睡过了，再到王家庄来让你的眼珠子漏血”的狠话，阻止了三丫母亲安排的求婚者；与高家庄青年的群殴事件中，端方在幕后用 “智”和“奇” ， “调动了一切，控制了一切，指挥了一切。不用一刀，不用一棍，不用一脚，不用一拳”，完成了对高家庄青年的惩治，从而在王家庄青年中建立了“善于战斗”的智勇形象，并依靠“政变”的方式取代佩全而成为了王家庄青年的首领。可以说，在端方身上，我们看到了人性深处的晦暗、自私和暴烈，以及带有青春苦闷无处发泄的痛苦与冲撞，还有对理想的渴求而又无力实现后的自我撕裂。而这一切都是“文革”时代政治在端方身上的具象化隐喻，它深刻揭示出“文革”的身体专政从而制造精神阉割的本质。麦子永远是农村、大地的一个象征。“麦子黄了，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它得到了鼓舞，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平原》一开篇便带人进入到一种最朴直的原始之美中，但这样的朴直却凝结在1976年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里，于是朴直、纯净的背后总让人觉得有种说不出的压抑感。主人公端方在苏北平原王家庄出场了，这个刚从高中走出来的小伙子从此将踏上他对自我命运的“征服”之路，只是在征服命运的同时也被命运所征服。

小说的文字充满了张力，但更充满张力和跌宕的则是毕飞宇所安排的无量人生。端方不乏是有智谋之士，在那个打斗的粗砺年代，他能以自己的智慧和勇猛挽救了一次家庭的悲剧，能使佩金、大路、红旗等人臣服，能智取高家庄的人，却无法掌控住自己的命运。

他无法如愿地“上去”，到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去。征兵了，端方一直把不准吴支书是否会给他机会，但他可以肯定混世魔王已不是他的敌人。只不过最后走的人恰是这个不是敌人的混世魔王，这一切的逆转是因为端方自己的一句话启发了混世魔王。端方在奇异的力量面前走过了生命之旅的一站又一站，一步步地沦陷在命运的眩晕中，他做的每一次努力、每一次抗争只有加深了这个人物的悲剧性，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西西弗斯。

小说中，端方与兴隆在三丫死后再次相遇时，颇为感叹地说了句：“她没那个命。你救不了她，我也救不了她。”三丫的命运在背上地主那个家庭成分时便已呈现，那端方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每个人都不尽如人意埃发生在《平原》中的故事紧缩在很小的空间、很短的时间内，让我们看到现实的某种荒诞。那是个被异化的年代，一种历史的宿命感其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所体现，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端方不能，三丫不能，顾先生也不能，而吴蔓玲作为王家庄权力的掌控者更是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她一生抓住了王家庄的许多权力，却抓不来自己的幸福，直到最后她的那句“端方，我终于逮住你了”里透出的却是一种无尽悲哀。

可以说，历史与人性构成了《平原》这部小说的所有内涵。毕飞宇在历史的回望中观照人性，在人性的解读中拷问历史，他执着于探索人性的变化，不断叩问历史的真相，揭示出了乡村社会伦理体系与政治专权结合后的历史错位和人性错位。这两种错位，不仅影响了历史的发展，也钳制和扭曲了人性，使其成为特定历史下被侮辱被损害的对象。